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读《万历十五年》有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经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杯具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以往平面的历史人物，经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可是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可是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礼貌，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经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能够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能够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我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可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理解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杯具。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很多史籍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3
《万历十五年》讲的万历年间一个很普通的年份，叙述的人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它把明朝的官僚机构的“阳”和“阴”说的极为透彻，不禁让人冷汗涔涔，其实每年都可以是万历十五年。年份固然寻常，但早已埋下了衰亡的伏笔。
作为一部明史经典著作，它很好读，一点也不生涩难懂，仿佛在看小说一样。主要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揪心，心理活动也特别真实可感，可能会有严苛的历史学家不屑于这种讲述，但平心而论，对历史的解读很多时候都是作者的主观思考，既然如此，何必力求表面上的客观。直接抛开那些顾虑，将文字写得精彩些，观点阐述得深刻些，脉络梳理得清晰些，这样才是读者的幸事，也为作者解开了传统的枷锁，便于作品的广泛流传。
《万历十五年》提出的'主要是一个观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个观点特别震撼，书中也给出了很多论述，十分令人信服。
当我们看着书中那么真实可感的人物一步步走向各自衰落的结局时，才真正明白：事件改变命运，命运改变人，人改变历史，时间改变一切，永远都是这样。
读史可以明智，关照着他们的命运，我们可以看懂很多事情，也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对”的选择！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4
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扎扎实实地从史料走中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会拥有独特的见解。在后记中他这样解释他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可见这本书不是一个仅局限于书本的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在书中，作者常常批评“道德代替法律”这一点。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5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6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7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8
天家无私事
有鉴于正德皇帝死而无后，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许多妃嫔，以广子嗣。万历一天而册封九嫔，就得到过张居正的赞助。
禹传启，家天下
自从“禹传启”开始，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随着宗法制等的延续，“家天下”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帝制时代，在君权至高无上的制度下，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臣民的生活。
君相博弈
在君权与臣权（相权）的博弈过程中，君权在制度层面逐渐加强，越发地处于弱势地位的臣子们，举起道德的大旗来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约束。
道德标杆
悲哀的是，在帝制时代统治手段有限，光凭法律单一手段不能达到约束臣民巩固统治的目的。于是乎，封建帝王选择用道德弥补法律的不足。但，道德约束的不只是臣民，还有皇帝，因为皇帝需要身体力行，给天下臣民树立一个榜样。
天家无私事
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下，天子的家事便是国事，所以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家务事，须由朝堂上众臣讨论，如立后、立储等。
在道德治国的国度里，天子就是天下臣民的道德标杆，所以天子家务事的处理态度、原则，不能仅凭借天子的个人喜恶，更多的是服从道德标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9
人生本就不易，无论是哪个年代，无论大人物还是小角色，平凡或伟大，卑微或高尚，最终都会芳华落尽，或许，我们需要的是那多一点点的慈悲。 《芳华》让人回味无穷，今天又翻了一下经典的片段，并且打开电脑重温了一下电影。
第一天看的时候，我说的是：是小说成就电影，还是电影造就小说？现在我想说的是：是小说造就电影，也是电影成就小说。小说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而电影就是生活的剪影。
严歌苓的写作风格着实让我敬佩，从头到尾有一种淡淡的`朴实和真诚，那种浸染在文字里，沾染了一身书卷气的平静、宁和掩盖了她本身所经历的的岁月沧桑，可是这种朴实和真诚里又有着一种严歌苓式的犀利。相由心生，大概这也是读她故事给人感觉的热烈与冷静，繁华和苍凉，时而通畅流利，时而曲折揪心般复杂的所在。
看严歌苓讲座视频，她说话的语调总是不急不缓，温和平静，甚至于还有些拖着小女生气息的尾音，这和她的作品又像，又不像。严歌苓的作品会让人上瘾。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0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1
最近了研读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我认为这本书与以往和历史有关的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历史书籍都是较为单调、乏味，绝大多数历史书都是以一种格式与模式进行撰写的，而本书的作者却将历史描绘得如此生动有趣，将历史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让读书对书中的历史故事充满了向往。
本书以万历十五年作为故事的时间轴，叙述了在这个时期中的几个历史知名人物，他们分别是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官员海瑞与将领戚继光，最后一个则是哲学家李赘。虽然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来看，只不过是十分平凡的一年，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平静的外表之下大明朝早就已经是千疮百孔，因此这些人物的结局，最终也将是注定悲剧。
这些历史人物各自具备自身的优势与特点，他们都希望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从而改变大明王朝的现状，将明朝从衰败的边缘来出。可是结果如同读者所预料的那样，万历十五年注定是充满失败的历史，多数改革者都落得了锒铛入狱的下场，甚至有些人还因此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首辅张居正任劳任怨，费尽心力想要推动改革，申时行的中庸之道，呕心沥血试图为明皇朝构建一个和谐的时代，海瑞则是秉奉守儒家学说，意图维持大明王朝的生态平衡，戚继光忧国忧民，将抗倭当成了毕生的使命与职责，李赘高风亮节，想要打破僵持的局面。可是最后这些人的结局都是失败的，即便万历皇帝，也没能幸免于难，即便是皇室的事情，也会受到大臣们的左右，他最终在身处的位置上也感到了心灰意冷。庞大的明帝国没落于腐朽的制度，独裁统治缺乏有力监督。政府机构齐全，官员为独裁统治阶级服务，服务统治阶级的同时，也在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胃口；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改而不革，做到的只是对对人事稍稍改动，最终的局面根本不能够满足时代的发展，庸碌的官僚互相之间只是做到抱团取暖，从而抵制了大明王朝的发展。海瑞统治阶级树立的活神仙，任凭海瑞操作，最终落一个清官的名声。农耕社会，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军事制度已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军事力量不足维护帝国运行。文化思想也拘泥于宋明理学，意识形态建设仍靠四书道德来约束。
在书中我体会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不容易，尤其是对于那些心怀抱负却最终无可奈何的人，更是悲痛欲绝，即便是身为首辅的张居正，也是同样充满艰辛与波折。万历皇帝即位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孩童，张居正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帮助皇帝治理好日常事务，还需要对年幼的万历皇帝进行悉心的教导，可谓是鞠躬尽瘁为大明王朝呕心沥血，付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的时光。并且张居正在改革方面，也同样是采取了极大的力度，他希望通过改革，可以让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可是结果并没有张居正所设想的那样，虽说明王朝重新得到了生机的注入，但因为张居正身居高位，一个人拥有着巨大的权利，所以一些遗留的问题也让朝中的其他一些大臣加以利用，找出了大量能够反驳张居正的铁证，皇帝在看到这些证据证据以后勃然大怒，即刻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抄家，张居正一辈子为大明王朝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结果却在死后换来了如此沉痛的后果。张居正的家人死的死伤的伤，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而那些当年跟随张居正的官员，也基本上是受到了革职的处分。然而明王朝的种种举措，又让已有好转的情形再次陷入衰败之中。
像大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法律法规的原则所限制，而大明律历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大明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为了维护传统，即便是不择手段做出一些违背自我的事情也是时有发生。所以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位以及朝中大小的文物百官，还是大明王朝统治之下的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都无法逃脱制度的束缚，最终只能成为一件牺牲品。在这样以德替法的制度之下，无论是身处何种位置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因此皇帝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将这至高无上的皇权传递下去，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关注程度可谓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以道德来替代法制的政治制度之下，没有法律的约束官僚只顾吃喝玩乐，全然不会为朝廷做出应有的付出与贡献，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同样也不愿意为大明王朝效力，这样做恐怕最终还会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局面，在外来入侵者的干扰之下，以及大小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广大百姓不出力的情形之下，明王朝只能朝着衰败走去，没落腐朽的社会制度，明王朝最终只能坐以待毙，等着闯王、张献忠、努尔哈赤等王朝的侵略者叩关而入，等着他们来拨皮抽筋。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并不在于庙堂之上的大臣与君王，而是在于细致入微全天下的民众，倘若天下归心，人人都愿意为大明王朝效力，那么一个王朝的延续才具备更大的可能。作为后世之人，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从历史从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镜子、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2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3
我还太年少，从这纸业中厚重的历史，只窥得一些野心，闻得一些感慨，也有了一些见解，今与诸君一谈。
纵观万历年间，其实有许多想不明道不清的事，为何万历皇帝前十五年兢兢业业，后期却废于朝政？为何一代首辅张居正有权衡阴阳之术，却在死后身败名裂？为何向来宽厚的申时行， 却被迫乞骸骨？有太多太多的谜团可以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得以解释。
黄仁宇先生在本书中提到了人有阴阳两面，于万历皇帝而言，阳面在他创业伊始最为凸显，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15年，他曾祭天地，祭庙祖，庆元旦，赏端午，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谢职对修著有功勋的官员，毛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中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然而于阴的.一面，身为皇帝，他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出去游玩，他只能通过不上朝尽量不与官员往来这种消极的行动做最后的挣扎，这是他无声的呐喊，也是他最后的反抗。他的一生对阴阳失衡的问题都没有做出解答。而于首府张居正，阴阳对比则更为明显。于炀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没不香了，长须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横分明，他的心智完全和仪表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颇合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然余音一面全清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则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
我先是很不解，我知道人有多面。一面，可是人可受到他人的尊敬和崇拜。另一面就很不堪，甚至自己都难以直视。其实权衡这两面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自己的信念。就像万历皇帝一般身在儒家的思想熏陶中，方可置身于朝堂，而不注重于后宫之事。倘所有朝堂之人，都视朱子为信仰，万众一心，那明朝末期就不会那般的颓坏。政策的实施实施后的成败，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勿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人不过是空中阁楼。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4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中国历史的问题中最受争议也被很多人斥为伪问题的是，倘若没有鸦片战争和西方工业革命中国会不会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15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候看的是电子版的。当时因为“久仰大名”就去找了电子版的资源读。结果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忍卒读”。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书像百年孤独一样难看，常常的篇幅，堆叠的术语，还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叙述的风格让我望而生畏；加上我本人也比较急功近利，静不下心来看这种难看的书，所以那时候的我看了十几页就失去了继续看下去的欲望。
然后到了这学期，由于我参加了读书分享会，加之有前车之鉴，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读下去。于是花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每天阅读四五十页，终于把这本书啃完了。期间为了能更加了解其中历史，我还在B站上找了关于张居正的百家讲坛。看完这一遍之后，对本书有了一些了解，对明朝的历史也是，甚至对于整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都有了一些思索。也算是读了这本书的一些收获吧。
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我觉得正是它的优点吧——正经、堆料十足。里面所叙述都有章可循，大量引用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言辞中肯，极少有不正经，片面的言辞。这是一本畅销的学术性著作——欠缺畅销书的通俗易懂，不能像畅销书那样一目十行那样就能懂得其中所写，反之你应该一行一行地认真去读；但是这本书又比其他的学术性著作容易读的多，像看小说一样。我觉得书名也取得不错——万历十五年。取一个年份来当书名，里面有什么奥秘吗？说实话我也是被这个书名吸引的。
说到书名，就要提到书的内容了。我觉得，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书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书中所讲的人物，有六个，分别是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出来万历皇帝做两章来论，其他五人各做一章。但是每章并不是脱节的，相反，者些人只是相应章节里的主角，其他人充当配角。书中讲述了这些人，这些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宿命般的结尾，余韵悠长。
作为一部历史性著作，它的写作是成功的。作者考究了很多史料，详实得记叙了当时的情况，然后又由此引发出自己的历史观，即是：“中国官僚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人们理智上的自由被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教上善良也无法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观点对不对。不过这本书确实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做一个原因。历史上也不止他一个人试图提出一个理论可以全面笼统地对中国历史做一个适用的法则。如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根据系统的控制论得到的“超稳定结构”社会说。
说实在，我这次很认真地看这部书，还因为我想找找这部书到底有没有明显地参杂个人的观点。历史学家罗克齐就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在我读历史，都要很小心、很谨慎地去读了，半信半疑，生怕中了圈套。
后来还去知网上查了相关的`文献，确实，发现了这本书中的不足之处。一下我来简要说一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
作者在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和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同，由于作者试图通过他的“大历史观”来描绘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叙事风格与小说非常接近。作者给读者娓娓道来地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色彩。怪不得喜欢历史的我看不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部“非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我看不下小说。
比如书中开篇这一句：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与二月河开篇：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
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书中描写人物的心理环境、夹叙夹议等等，都有小说的色彩。
强烈的宿命感
我在阅读过程中就感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息。作者这种尽量还原历史的叙事风格、多种故事、人物关系的交错描写，在我看来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必然的结局。特别是张居正改革又被废除、海瑞不得志、戚继光晚年凄凉等悲剧性结局，另我感到满满的宿命。又如文末叙事的戛然而止：“当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四海升，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有种余韵悠长的感觉，就好比我看《百年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一样，一瞬间《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重现，有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
隐喻与现实
作者所写如此悲剧性结局的故事，有他的目的。正如前文所说，作者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代替法律，所产生的悲剧结局便是必然的。他主张否定文人治国，推动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的发展。
但是现实如何呢？当今中国的法治、经济、商业与科技相比于数十年前已然有巨大进步，但是当今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之相比却是缺失的。而且作者对儒家的批判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其的批判是相同的，否认儒家，强调摒弃。但是现在学者对儒家的态度已经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所以还是有偏颇的。
对李贽的误读
我只选出其中几条。
一、书中写道李贽对海瑞的评论：尊重海瑞，但是指出海瑞过分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其实，李贽对海瑞是夸赞的态度。原文如下：
“夫青松翠柏，在在常有。经历岁时，栋梁遂就。噫！安可以其常有而忽之！与果木斗春，则花不如；与草木斗秋，则实不如。吁！安可以其不如而易之！世有清节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吁！又安可以其滔滔而拟之！此海刚峰之徒也，是亦一物也。”
二、作者认为李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价值理念，因此自相矛盾的言论随时会在李贽的笔下出现。比如他赞成寡妇守节殉夫，但对卓文君的私奔，又说是“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李贽是肯定寡妇改嫁、还有为爱情私奔的女孩；但是他也认为守节与否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表示尊重。
三、李贽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之苦海难逃也。可如何！”作者便以为李贽是消极悲观的，但是事实上李贽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人。
以上一些观点我看完之后似懂非懂，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之后才恍然大悟。特别是对于李贽，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不会特意地去考察史料，很容易会误以为李贽是消极之人。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见或不见，它就在那里。以前听到老师说学历史的用处就说借鉴，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历史的最大悲剧在于历史悲剧的不断重演。”细细想想，确实如此，令人感慨。
历史就像一头望不到边的大象，我们这些回顾历史的人是盲人。在不同的位置摸它，感知它为何如此，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却总是难以窥见它的全貌。高尔吉亚曾提出下面命题：
1、无物存在；
2、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某物，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乍一看明显就说唯心了。但是我觉得有很有道理，妙不可言。特别是如果你把“某物”换成“客观的历史”，变成：
1、无客观的历史存在；
2、即使有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
3、即使我们可以认识客观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告诉别人。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万历十五年》吧，感觉挺有特色的，当然，反正我不敢全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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