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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书笔记怎么能落下！那么读书笔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解放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2
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正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一个不平凡帝国的灭亡，仿佛是一般的人，对周遭无感，对未来也茫然；嗅觉灵敏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谈不上哪里不对。实际上已经可以预见到冰山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论哪个角度、方方面面的停滞，都可以一叶知秋。犹如南美蝴蝶的翅膀微微煽动，就可以在非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论是文人高官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武将戚继光和官员海瑞；或者是思想家李贽；甚至是万历皇帝本人；都无一幸免成为历史的悲剧，无一幸免的悲凉而终，好像飘落的秋叶肃静，然后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长河。
先说说单个个体，海瑞，我们的印象和教育形象里，他是一个清官，典型代表形象是《海瑞罢官》。十几年前去了淳安县的千岛湖，特意去瞻仰了一下海瑞当时的府邸，当时感觉连风都是清凉的。然而，历史给出的评价竟然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可见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的解释。而当局和后人给予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褒贬不一。
戚继光—勇猛将领。南肃倭寇、北驱鞑靼，留下赫赫战绩。迷信与科学相结合，改良军事设备和钻研战术，然而也会送礼献宝、养妾生儿养老、最终被文官拖累而不得善终。全书中，作者对于戚继光的描绘是唯一花了重彩的，不但描绘了戚家军的筛选原则，训练要素，以及作战技巧，还从观察气象、记录天气季节变化等等，以及兵器的研究和应用实操…。不可否认，戚继光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代，都属聪明上进、睿智勇猛的将领。
首辅张居正，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人前维护的过于完美的形象，有才华和道德准则，然而，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这种人前人后的鲜明对比，导致了生前的繁华和死后的崩塌，让人内心十分复杂。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首辅申时行，虽然中庸、协调众官，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太跋扈，弄的“官不聊生”而申时行审时度势，才得以安生，但也落得个遭弹劾和辞官归田的结局。
思想家–李贽，思想特立独行，然而所属的生活时代政治凝固，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纷争，李贽的自相冲突实质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矛盾。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导致了最后的在监狱里自杀结局。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孝仿祖法。后来发现了对自己严格说教，自己十分敬重的首辅张居正的虚伪面，发现了人性的伪劣，以及对整个道德体系无能为力的局面，开始了他的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了整个决策机构的缺失和散漫。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体系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他有变革的激情和情怀，但是在如此的体系下，他也只能用悲观和无为来做无谓的抵抗。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十五年》
单个个体的悲剧，汇集成立历史时代的悲剧。以道德为纲绳，引导一个执政党去实施政法，最高旨意是礼法，任何人逾越不过。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这本书语言平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绘，逻辑和蕴涵的寓意却不似语言那么简单，它不是精美的点心蛋糕，它是相当于咀嚼荞麦面包，原汁原味无添加，个中滋味得自己体会。诚然，道德是基础和根源但不是万能，更不是法律。一切问题首先需从法律的层面去考虑，再延伸到道德层面。所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的又无法固定量化的原则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则其发展程度必定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延伸思考：大家都一致认为的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有着积极勤劳的本质，好客豪爽讲信用。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被偏解成了出门才会生，而回籍则会死。也就是得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也的确见识过老一辈的前辈们都是精英，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在家乡的却是安逸悠闲喝着功夫茶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了解潮汕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礼节的群体，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风俗习惯，来作为生活以及处事的纲本，而在外的潮汕人，融入的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环境，先有法律再讲人情，而不是用人情来道德绑架法律标准。所以，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离开家乡出外的人会比较成功的道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3
本书是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作者以其“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物入手，从而提出了明朝最终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依靠道德而非法治，因而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国家的观点。
数目上管理国家意味着用更精细和更有组织的方法去管理。明朝的基础是广大的无法接受教育的农村阶层，可以说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道德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取代周密的法制及先进的技术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明朝洪武皇帝用服役的方法限制大地主的'产生从而欲使整个社会出现平衡而不是发达的局面。从思想观念看，如果使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观念变成“正统”思想那么“稳定”的秩序就会被打破。而无限依赖“德治”就会产生庞大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又会反过来增强对道德的依赖而忽略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从而导致政府的无能和军事组织上的落后。
本书立意很高，但我国的汉唐盛世不也是“以德治国”么？何以证明明朝是这种“非法治”演变到极端进而灭亡的证据？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而耐人寻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4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5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黄仁宇
黄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与以往我读过的所有历史类书籍都不大相同。“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他先以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平淡淡”的一年讲起，一开篇就给读者留了一个悬念：既然平平淡淡，那为什么还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这问题的背后是作者想展现出来的野心。用吴晓波的话说，就是“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个角落舀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诉你整个大海的秘密。”
黄仁宇从僵硬的中国历史身躯中取出一小段，在现代的显微镜下细致观摩。
我读完这本书便发现，万历十五年“隐瞒”了太多太多的故事。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这些人物时间交叉往复，人物彼此之间也发生某些联系。通过人物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就是我开篇所引用的话的具体体现。
我还发现万历十五年虽是平淡的一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黄仁宇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不得不说，黄仁宇以一个“大历史视野”去看历史，使得他的书在同类书籍内脱颖而出。不过，虽说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占据历史类书籍销售榜首二十年，但在当时黄仁宇写出这本书后，被一些史学家说不够严谨，黄仁宇本人却有点得意地写道：“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时间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6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7
在世俗道德要求下，人具有两面性。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的官场行为充分体现了古代文官的两面性。一面是孔孟经典思想教导的仁义道德，一面是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觉得不存在善恶。善恶是道德要求为评价标准。抛开道德，人性存在弱点，这些弱点正是生存的需要产生的利己主义。
要克服人性的弱点，需要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明朝更多的是以道德要求去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对错，缺乏制度体系规范管理和行为。一群文官集团把持朝堂国家，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势必造成人性弱点的爆发，愚民教育、表里不一。读此书，才知道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并不是课本上描述或大众普遍认为的形象，但也不能凭此书描述，就一票否决了这些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在能客观。
儒家道德思想不再符合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心学，李贽对社会、自我带有冲突的哲学思考。紧固思想、反对社会新生事物、培养愚民，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意识必然阻碍社会发展。
儒家认为有修养的人是谦虚的。但放到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过分谦虚使人猥琐，适当骄傲使人成功。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道德与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8
大历史一是时间要放到足够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则是地理范围要大，考虑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国之所以陷入近代几百年的被动，明朝立国已经埋下伏笔，国家以道德为治国基础，没有技术条件改造成法制国家，整个行政目标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由此发明户籍制度，把农民种在农村，没有批准农民不得到处行动，限制底层积极性和流动性；政治上层设计高度集权，皇上有能力的如劳模朱元璋靠个人勤奋尚可一人勉强为之，子孙后代就只能靠内阁大学士和文官集团，经过200多年发展官僚集团逐步成熟，他们是政权实际控制者，皇上只是个道德象征，信息通过底层几乎不可能传上来，上下难以通达。
而文官系统在明有天生物质和精神分裂倾向，国家给的俸禄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实权，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只能方便的通过潜规则或明文规定巧取豪夺，这个分裂是个顽疾，到清朝也没得治。没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标准只在个人口中，这样的系统维系几百年也真是不易。皇帝或内阁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规则全部改掉，而越往后拖越没有治愈的机会，直到大厦全部崩塌掉。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9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先从万历开始讲起，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怠工。这是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即以三儿子常洵代替常洛为太子。大儿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儿子乃郑贵妃所生，这郑贵妃才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们的爱持续终身。因此当他觉得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时，他便消极起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是带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极之后，那些文官便经常上奏章抗议，而万历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加批示。因为不论激烈抑或平静地答复都让那些文官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而有良心的官员觉得不能尽到他们的责任提交辞呈时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在他看来，虽然经典上支持推翻无道昏君，但自己毕竟没有到纣、桀那种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觉得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可以的了!不知该用无能还是无奈来形容……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0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很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务。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务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奇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选择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务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重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习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劳作支配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很多人们的宠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阅历，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化意义。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1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2
戚家军大败倭寇，保卫一方平安，其头功当然是戚继光的。戚继光一手创立的戚家军是革命性的，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先进，在当时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是戚继光让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军队，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过有了严明的军纪，先进的战术，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哦对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离不开强大的武器支持。我们经常吐槽我们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只是用来游玩，然而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火器的价值，戚继光就曾上书陈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代名将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师的重要性，他曾建议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到水师上，以此来在海上就击退倭寇，可惜这并没有引起重视，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错都推到当权者头上，他们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们深谋远虑，赞同俞大猷的提议，那么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吗？倒也不见得，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复一遍那句话：我们的国家是以礼仪道德为治国根本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已经沦为形式，甚至掩饰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我感觉用讳疾忌医来形容很合适。那既然没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术的进步的天敌。松散的组织结构里容不下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一定会推动社会趋于精密，这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还是旧势力更加强大。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戚继光最后孤独地死去，其实自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继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结束了。在这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况是一个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武将呢？文官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戚继光，孤独的将领，可是孤独的又何止戚继光一人？武将们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还不如文官的笔杆子和嘴皮子管用。这是这个时代武将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厉兵秣马，虎视眈眈。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3
这本书有多么出名就不必说了，以往我有在听书中听过两个版本的讲解并描述人讲过，这次是因为一个《一本好书》的综艺节目引发看全书的想法，所以转了一本回来看。 书不厚，但是内容许多，每次看万历的故事总感觉他就是个巨婴，作为一个被推上位的皇帝，他的工作动身点竟然是和大臣们置气，所以即便不是从现在回看，在那个当下看，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皇帝。用人不明，意气用事。但是换成一个青年人来看，他又是可怜的，可以被理解的，从小四周全部的人对他均有所图，大臣们图名，以一个道德模范要求他，小人们图利自不必说。他的日常就是压抑和被骗。 这种奇异的'冲突点也让我看书的时候觉得作者切入点真准，万历的纠结何尝不是每个人的纠结，究竟是规则重要还是个人喜好重要？不过明朝的确给我们一个切实的结果，当规则不被遵守，带来的只有毁灭。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7
张居正在历史上以铁腕闻名。黄仁宇先生认为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人事关系支配起到了肯定的作用，然而改革却远远超过了盘根错节的文官集团可以接受改革的范围，过大的威逼到了既得利益者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张居正的确很快，但是不见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太快。只是现实没有给他放慢的机会。万历年幼尚有他改革的机会，一待万历成年，有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他的种种措施很有可能化为泡影。
他必需在短短十几年内获得胜利。书中一章取名为世上再无张居正，倒是反映出作者对张居正的些许惋惜之情。假如多那么几个张居正，前赴后继般努力进行变革，张居正也不须要那么急迫，可以按部就班理清各种困难交织的社会关系，将整个社会推上正轨。
只惋惜，儒家的中和色调排斥着这种人的存在。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8
现在的历史书籍，因为大都太单调、太教条、太格式化。而《万历十五年》简直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原来历史是如此的好玩、困难、丰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的确须要这样的书让学生乐于走进历史，走进文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素养和底蕴，去思索一些过去和将来。
明代晚期和鼎革之际的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社会上离经叛道的思想。市民文化兴起，四大名著问世。
历史的悲剧源于我们的无知和少知，痛定思痛，从明朝到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变了，但也有很多是没有变的。礼为一切社会行为之规范，但道德却不能代替法律，与此同时也并不表示道德可以被抛弃。健全法制体系，提高道德修养中华民族才能走的更快更好，民族的将来将走向何方，答案驾驭的我们自己手中。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4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15
说到明朝，大家脑海中都会想到哪些人物或相关名称呢？
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海瑞、张居正，靖难之役，还有明朝东厂和西厂、锦衣卫……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每天推荐一本好书，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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