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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时间:2023-03-06 08:11:53 读书笔记 我要投稿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汇编14篇)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何不写一篇读书笔记记录下呢?千万不能认为读书笔记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汇编14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2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在我看来,是以一种小见大的手法,阐述了全文的中心思想:“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

  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

  细想来,这慎密的思维令人叹为观止。就好像你看到的,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角罢了,但他的悬浮是有必然性的,当历史由日常最平凡的生活反应,只能暗叹世事的无常和世道的轮回了,明朝的灭亡早已决定在万历十五年,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时,只是把这具早已死亡的行尸走肉踩进了尘埃罢了。

  如果把我们自己代入而是的万历的视角,我发现,这个遥远年度的皇帝,与我们何其相像。也曾乐于上进,也曾经励精图治、喜欢读书,曾经对这世界也充满了期待与向往,任何人,任何事,都有着最根本的原因。他本不是暮气沉沉、消极厌世的人,我不知道错在谁,只是想,如果在一开始就给他自主选择的权利,让他以自己的角度为自己做些什么,将他当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确切的说是有尊严的独立个体来看待,或许一切都会不同吧。万历皇帝作为学生,臣僚做为教师,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大臣们剥夺了万历作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应有的个性、思想和活力。当一种事情变得被逼无奈,在有趣的事情,也会失去最初的'兴趣与对这件事的所有美好的感官。第一印象很难破坏,但并不是牢不可摧。

  我也会思考,张居正是否一开始就是一个罪孽罄竹难书的奸臣,没有人会和自己同一立场的事物或人过不去,那无异于自找烦恼。我觉得,他也曾想明朝国富民强。若是换个立场考虑,他也只是个有些刚愎自用的,有些缺点,同时也很聪明的大臣罢了。孔夫子曾经说过,“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然而这句话所反映的,在我看来则有更深层的含义。“难养”的岂止是女人和小人?我一向信奉“距离产生美”,任何人,任何事,了解了,熟悉了,都会变得不那么好,毕竟人无完人。皇帝是这样,张居正也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中正的看待一件事后,你会发现,黑不是那么黑,白不是那么白,生活从不像京剧的脸谱,红脸白脸分的分明,总有灰色。

  文章的最后,黄仁宇先生是这样结尾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3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年号万历。

  这不是一本类似《明朝那些事儿》历史调侃小说,而是一本明史研究专著,作者以敏锐的眼光选取了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围绕发生在这一年以及联系前后几年的事儿,观察着明朝的走向。

  书中介绍的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曾经有过片面印象的历史人物,当然,也包括万历皇帝。读罢此书,明朝人物的形象从书本中只言片语的介绍充实成一个个鲜活的立体形象。万历十五年,看似歌舞升平,其实,平静水面下已经暗流涌动,这一年发生的小事,将在日后掀起巨大的波澜。

  书中最吸引我的是张居正一章,曾经路过张居正故居,那时还不知道张居正是谁,看完才明白,张居正辅佐幼年的万历,鞠躬尽瘁,死后因为一些小事被抄家,政治真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明朝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掉了宰相一职,所以皇权打到了顶峰,但是没有宰相,政务缠身的皇帝就疲惫不堪,所以有人查阅史料证明了朱元璋当时有多么兢兢业业,皇帝是一个没薪水,不升职的工作,朱元璋干的不亦乐乎,但是他的后代就未必了,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木匠,和尚,画画,反正就没几个喜欢上朝的,等到勤勉执政的'崇祯皇帝即位,明朝已经行将就木了。

  还有戚继光,影视剧中的明朝无非两件事儿,要么东厂西厂锦衣卫,要么福建浙江倭寇乱。戚继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英雄,事实上他的确是,但是戚继光只是守土,并没有建功立业,倭寇渐渐平息之后,便被调往京蓟,拱卫京师了。

  读明朝的政治会觉得很有趣,中央虽然集权,但是在管理上,好像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征兵募粮之类的机构,沉浸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中,资源协调交由下层地县自己组织,明朝的执政是以传统儒家观念,用道德约束将整个国民塑造成简单的个体,尊老爱幼,明礼诚信,所以从这方面去看,做一个明朝的子民还是挺好的,当然,是指1644年之前的明朝。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4

  万历十五年,是按阴历,若按阳历是公元1587年,但实际是1587至1588年初。

  第一个要讲的自然是万历皇帝,他生于1563年,死于1620年。9岁登上皇位,是为万历,所以在位时间是1572-1620,共48年。

  从年龄上来看,他刚登上皇位时,需要多方协助,于是引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死于1582年,1587年时,他已经不在世5年了。他的继任者是张四维,但是很快因为患病,一病不起。而另两位资历深厚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所以就把第三个人物——申时行推到了首辅的位置。虽然资格最浅,但得机会垂青,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申时行1583年上任,到1587年时,他在任四年。1591年,他被迫离职。

  第四个讲的是海瑞,他是1587年11月13日离世的,而第五个人物——戚继光虽然是1588年1月17日离开人间,但按阴历算,是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最后一位——李贽,如果我们非要和1587年进行关联的话,他是在一年后的1588年剃度为僧了。

  简单说呢,这书就主要是写了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三个忠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1587年表面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但实际已彰显了大明的终结。当时万历只有24岁,按说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但是什么导致他从励精图治变的心灰意懒,甚至于连最后30年都不上朝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传位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下的儿子,当然他也不能给予这个女人皇后的名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张居正有关,万历从张居正身上看到了阴阳之分,我认为就是高尚和自私吧。有时想想,这是人性,肯定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应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由此,万历感到心灰意冷,从而消极怠工。

  这六个人,在同一种机制下,虽然分属不同的职位,但都被机制所挟制,哪怕是贵为皇帝的万历,其中主要的利益集团就是庞大的文官系统。这一年,若万历勤于政事,那么有很多事情也许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如此的结局。在国内,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为后来征服明朝做下了准备。而在国外,1587年——西班牙征英的'前一年,那自然也是准备的一年……

  在牛年春节的这段时间,再读一遍《万历十五年》,上一次阅读是20xx.11.05,看的是珍藏版,增订纪念本。回首之前,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尤其是对照投资上许多个股的走势,努力思考当时的想法和为什么做出那样的决定,再反思发现虽然不能全部避免,但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更好,所以我希望牛年正式开市后,我能更认真的思考然后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5

  黄仁宇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原以为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名将,功垂千古,在他为官领兵之时必也是风光无限的。但从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他虽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他的军事思想不能见容于文官,政治立场不能见容于万历皇帝,最终因与张居亚关系过密而被弹劾罢官,直至临终再未起复。 自宋朝赵医胤杯酒释兵权以后,重文轻式的趋势便在不断发展,直至本朝,文官已经把控了整个朝廷,再无武官立足之地。

  而在战场上,文官指挥战斗的事例不胜枚举,这种风气使得武将的'军事才能得不到发挥,文宫只勇动动嘴皮子便能占有军功,武将舍生忘死还要背负战争失败的责任。 戚继光在这样的环境中,立志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因为以一己之力无法对抗朝廷体制, 他做自己可为之事,招募新兵,培养军队,整顿纪律,让这支军队具有强大的战争力。此时,这样的军队已经与他密不可分了,被百姓称为“戚家军”,这是对他们战斗力和纪律的认可。但这样的军队显然不能被文官集团容忍,异军突起,通背了常态和惯例,这使他们感到恐慌,表现在行动上,自然是不遗余力的打压。

  戚继光拥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个王朝里,他孤军奋战,于战力低下的卫所军中建立起“戚家军”抵抗传寇,保卫沿海和平。他是一位孤独的英雄。作者:马燕妮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6

  本书是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作者以其“大历史”观的视角从明朝万历年间的人物入手,从而提出了明朝最终走向衰弱的原因是依靠道德而非法治,因而不能在数目上管理国家的观点。

  数目上管理国家意味着用更精细和更有组织的方法去管理。明朝的基础是广大的.无法接受教育的农村阶层,可以说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因此道德可以通行于天下而取代周密的法制及先进的技术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明朝洪武皇帝用服役的方法限制大地主的产生从而欲使整个社会出现平衡而不是发达的局面。从思想观念看,如果使尊重个性自由发展的观念变成“正统”思想那么“稳定”的秩序就会被打破。而无限依赖“德治”就会产生庞大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又会反过来增强对道德的依赖而忽略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从而导致政府的无能和军事组织上的落后。

  本书立意很高,但我国的汉唐盛世不也是“以德治国”么?何以证明明朝是这种“非法治”演变到极端进而灭亡的证据?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而耐人寻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探讨。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7

  戚家军大败倭寇,保卫一方平安,其头功当然是戚继光的。戚继光一手创立的戚家军是革命性的,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先进,在当时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是戚继光让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军队,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过有了严明的军纪,先进的战术,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哦对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离不开强大的武器支持。我们经常吐槽我们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只是用来游玩,然而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火器的价值,戚继光就曾上书陈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代名将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师的重要性,他曾建议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到水师上,以此来在海上就击退倭寇,可惜这并没有引起重视,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错都推到当权者头上,他们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们深谋远虑,赞同俞大猷的提议,那么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吗?倒也不见得,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复一遍那句话:我们的国家是以礼仪道德为治国根本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已经沦为形式,甚至掩饰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我感觉用讳疾忌医来形容很合适。那既然没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术的进步的天敌。松散的组织结构里容不下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一定会推动社会趋于精密,这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还是旧势力更加强大。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戚继光最后孤独地死去,其实自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继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结束了。在这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况是一个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武将呢?文官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戚继光,孤独的将领,可是孤独的又何止戚继光一人?武将们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还不如文官的笔杆子和嘴皮子管用。这是这个时代武将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厉兵秣马,虎视眈眈。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8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9

  《万历十五年》是以铺叙方式为主的纪传体,书中记载了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看似无关的事情,这看起来是个偶然,但是通过这些事和人,又表明明朝的衰亡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无法避免。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明朝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制度,不只是明朝,历朝各代皆是如此,只是统治思想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和统治方式下,文官武官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官员阴奉阳违、腐败无能,皇帝昏庸无道,以这样的统治集团来治理国家,其最后的结果必是败亡。但明朝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改革,可以发展经济,但是都错过了。其根本原因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已经耗尽体力”。所以一个国家的衰亡跟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单纯以社会伦理常纲统治的国家,只讲求成规,只会是倒退的。

  在这样的制度里,不管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亦或是都御使海瑞,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一些侧面提到,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是制度造成的悲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不成为其牺牲品。

  学历史、读历史不仅仅要了解知识,关键是要看当初的历史对现在有什么裨益,坏的方面引以为戒,好的方面可以借鉴。从万历皇帝的`统治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力量以及法律来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0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张居正去世以后,不断有人翻死人账,想要清算。申时行虽然是一介忠厚长者,但他是张居正提拔入阁的,和张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于是有人想把屠刀举到申时行的头上,攻击渐渐展开——

  首先,有人质问: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入翰林院,申时行身为当时的会试主试官之一,难道没有为讨好张居正而徇私舞弊?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于是,申时行得了一个“首鼠两端”的名声,申时行对此只能苦笑不语,他的心里话是:你们和皇帝的关系已经这么不好了,我这边和皇上搞好关系,不是还能稍微说得上话吗?你们逼着我一定和你们统一战线,谁还能在皇上和百官之间调济折衷呢?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1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2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3

  当年《人民的*义》热播时,高育良反复提及的《万历十五年》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后来看到读书会内很多书友推荐此书,便果断下单。今时今日,终于有幸拜读。

  寒冷的冬日,独坐在五楼会议室享受宁静的读书时光,恍然间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手捧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份独品书香的喜悦比书籍本身还让人沉醉。

  读罢《万历十五年》,赞同作者的大历史观: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从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申时行以及一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着笔,以万历执政第十五年为引子,抽丝剥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中,帝国真正的主人是庞大的`文官集团,天子不过是国家机构运行所需要的产物。国家一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如若有冲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立喜爱的幼子为皇太子。这让我想到《沧浪之水》一书中的主人公,从小科员一路升为厅长,总以为地位越高受得约束越小,其实不然。

  千百年来,这个体制的运行没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来约束,导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无上,但它终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读书会的运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读一本书”的铁轨约束,大家读书的效率显然更高。对我尤为如此,虽然我有一颗疯狂热爱读书的心,却总是诸事缠身,没有读书的时间。今天“迫于群规”,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拖延一个月的书。几十人的读书会尚且如此,庞大的国家机构呢?道德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期待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4

  大历史一是时间要放到足够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则是地理范围要大,考虑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国之所以陷入近代几百年的被动,明朝立国已经埋下伏笔,国家以道德为治国基础,没有技术条件改造成法制国家,整个行政目标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由此发明户籍制度,把农民种在农村,没有批准农民不得到处行动,限制底层积极性和流动性;政治上层设计高度集权,皇上有能力的如劳模朱元璋靠个人勤奋尚可一人勉强为之,子孙后代就只能靠内阁大学士和文官集团,经过200多年发展官僚集团逐步成熟,他们是政权实际控制者,皇上只是个道德象征,信息通过底层几乎不可能传上来,上下难以通达。

  而文官系统在明有天生物质和精神分裂倾向,国家给的俸禄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实权,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只能方便的.通过潜规则或明文规定巧取豪夺,这个分裂是个顽疾,到清朝也没得治。没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标准只在个人口中,这样的系统维系几百年也真是不易。皇帝或内阁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规则全部改掉,而越往后拖越没有治愈的机会,直到大厦全部崩塌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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