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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报告（精选18篇）
随着个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报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避免篇幅过长。一听到写报告就拖延症懒癌齐复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案件调查报告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xx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
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
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
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
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
《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
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件调查报告 2
按照《关于开展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的函》（商市运函【20xx】28号）文件要求，现将印江自治县商务局对全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情况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建设情况
（一）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包括：粮食、食用油、食盐、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等6大类。由工贸局负责管理粮食、食用油2种商品；由盐务公司负责管理食盐储备；由商务局负责管理肉类、蔬菜、应急必需品类3种商品。
（二）目前我县各储备商品计划储备与实际储备：计划储备食用油58吨、小包装面粉26吨、小包装大米46吨、食盐27吨，肉类商品170吨，蔬菜18吨。截止20xx年12月底实际在库规模为食用油40吨、小包装面粉16吨、小包装大米30吨，食盐20吨。猪肉140吨，蔬菜8吨。
（三）各商品品种以政府储备形式开展储备。
（四）各商品品种储备以实物储备形式开展。
二、市场调控机制建设情况。
（一）我县针对肉类、食盐、蔬菜、粮油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采取政府委托，企业运作，政府适当补贴的储备方式。政府部门宏观指导，承储企业市场运营的方式，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科学、合理的完成各商品储备工作。对肉类、蔬菜、粮油、禽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重点联系企业，商务局采取优惠扶持政策优先考虑的办法，对于社会责任意识较强，勇于主动承担社会政治任务的企业，在分配各项优惠扶持政策时优先考虑。
（二）应急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能够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及时准确填报信息。目前我县应急商品数据库系统样本企业总数已达3家。
（三）应急投放网络健全，科学选定3个供应点用以储备商品的应急投放，明确了商品运送车辆的调集和使用内容，确保了突发事件发生后运送及时、投放到位。全县目前已建立应急商品投放网络的有22个，乡镇覆盖率为100%。
（四）建立了由商务、发改、交通、财政、公安等单位组成的市场异常波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发生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储备、调运和投放工作。各相关部门建立了完善的市场应急响应机制，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协同配合以确保机制运转协调、通畅。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建议。
我县在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中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一）由于地方财政预算紧张，此项工作在我县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储备资金短缺和市场调控基金不足；
二是各乡镇均未建立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
三是商业储备制度建设尚未起步，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多为租赁经营，销售商品采取短期备货形式，而对于重要生活必需品中生鲜类或者保质期相对较短的商品，一般采取随时配送方式。
（二）需要财政部门在储备工作管理、市场调控基金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税务部门在承储企业税收方面适当有所减免，金融部门在承储企业信贷方面给予一定扶持。
（三）希望能够争取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扶持，使我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和市场调控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协调发展，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有效的保障我市市场供应、维护市场正常运行。
案件调查报告 3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
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某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 4
市信访局：
按照市信访大厅《来访事项转送通知单》（伊信访转字[20xx]149号）要求，我厂信访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理王晶莹上访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上访人王xx，女，46岁，多年下岗，20xx年办理了退休。该人从1996年我市企业实行养老统筹开始到20xx年，始终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直至20xx年，才分两次补交了1996年至20xx年欠缴的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加企业承担部分）共计9,505,89元。当时，人劳部门同志已经为其讲清楚企业部分交不上了，但王晶莹同志主动要求补交，并认可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统由其个人承担。现上访人王晶莹反悔当初，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同时，还要求工厂补发她的下岗生活费。
我厂于1995年全面停产，企业无财力，职工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完全由天保补助解决。具体由市财政控制使用，按职工个人交纳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资金匹配，每年办理一次。职工个人没有交纳的，天保补助不匹配。由于王晶莹同志在1996年至20xx年期间，没有按年度及时交纳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企业应承担的部分没有匹配上。起因在于王晶莹同志个人没有及时缴费。类似情况，我厂还有百余例。
处理情况：
1、关于王晶莹同志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我厂将积极对上请示争取匹配资金；
2、关于补发下岗生活费问题，我厂现有在册下岗职工167人，无一人享受下岗生活费，因此，根本不存在补发放下岗生活费问题。
当否，请指示。
案件调查报告 5
为了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案件，强化执行力度，突破执行难关，我们对全省法院的执行信访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除了对执行信访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全面、客观把握之外，还专程与一些长期上访的当事人进行对话。通过执行信访这面“镜子”，可以反观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行部门及时改进作风，跟进制度，扎扎实实将执行工作落到实处，用实际行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由于执行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突兀的地位，而且执行信访已与执行难等问题形成一个锁链，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将产生连锁反应，推动其他环节的运行，使法院执行工作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一、执行信访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执行信访案件本身都有着许多明暗交织的原因促成，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执行信访案件中有所显现。据调查，执行信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陈年旧账多，化解难度大
执行信访案件中以旧案居多，新案较少。近年来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执行程序的不断规范，民诉法修改后相关救济程序的明确等，执行案件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些久执未结的案件主要是因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人的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虽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最终难以实现债权。对于执行中确实无履行条件的案件，未向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释明，致当事人不满。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因各种因素，使案件执行进展缓慢，有的案件历时久远，为此申请执行人意见大。这类执行信访案件所占比例约为56%。
（二）被执行主体履行不能问题突出
执行效果与被执行主体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执行信访案件也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象。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属弱势群体的案件，大多集中在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财产损害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类案件。此类执行案件化解难度大，最易引发信访。申请执行人往往因为年幼待养、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难；与此同时被执行人往往也十分贫穷、无履行能力。执行工作陷入无物可执，双方皆有实际难处的两难怪圈。
（三）纠纷解决方式单一，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
对诉讼案件的信访，可以通过申诉复查、再审等方式救济。而执行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单一，惟有将案件执行完毕这一条途径，一些本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市场交易风险，一旦裁判确定，而又执行不能，风险则有可能转嫁到执行法院。交易风险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必须有人为风险埋单，公权力救济途径使申请人规避了市场交易风险，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限制，一旦执行不能，申请人就会纠缠于法院，使得本来属于普通民事案件审理途径，转变为执行信访案件，问题堆积于执行环节。在执行环节中法院执行措施并无明显不妥，但信访人认为危害自己的利益抗辩后执行法院不予理睬，致当事人信访。一些执行案件中正常的救济途径受阻，如应按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处理的，有的法院不予立案，导致当事人被迫以信访途径申诉。
（四）被执行人、案外人信访比例增大，执行信访案件的起因更为复杂
由于甘肃省高级法院加大了执行的督导，执行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申请执行人信访比例下降，而被执行人、案外人的信访比例却呈上升趋势。二零一二年，我们通过实施《执行流程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标准》，《执行监督信封》制度，大力强化规范执行，公开执行，强化执行监督。二零一三年，实行“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加强执行案件的督察督办，执行绩效大幅提升。从执行信访案件的数据反映来看，申请执行人的比例大幅下降，被执行人和案外第三人的信访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三个：
一是执行力度加强导致被执行人情绪激化和对立；
二是被执行人企图通过执行信访扼制执行；
三是执行财产处分力度加大，在执行过程中，触及到案外人，案件第三人的利益。
当然，执行信访案件累积也不乏有些上访人基于投机取巧、无理取闹侥幸心理而引发。该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正确执行工作缺乏理解或对执行结果不满、对法律条文理解不清，或通过执行人员的解释仍然不理解，对法院有对立情绪。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不明法理，思想行为偏激，或对通过执行方式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太高，一旦愿望实现不了，就把自己应承担的风险全部强加于法院执行之上。
二、执行信访案件反射出法院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执行工作相对于审判工作而言，更容易发生信访，这与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对抗性有密切关系，与案件审理环节实体判决和程序不当甚至违法相关联，也有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和氛围息息相关，等等。
（一）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
由于立、审、执分立，相关环节脱位，每个阶段的办案人员只关注自己负责的这一阶段，而不在意其他环节的问题；有的甚至只求自己这一段平安过关、回避矛盾，将信访风险推到下一个环节；有的存在判决等执行依据表述不清、执行内容不确定，或执行保障措施不力等，待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即遭遇难以执行的困境。
1、诉讼保全不及时。在立案、审理环节，如果采取保全措施及时、到位，就为执行环节创造了良好的执行条件。但实践中，有些法院不注意立、审、执的协调配合，有的审判人员只考虑审而不考虑能否执行，致使在审判环节本应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却未能及时采取，导致当事人在立案、审理环节预先转移、隐匿财产现象屡见不鲜，给后一环节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引起了当事人的上访
2、执行依据表述不明。案件执行的法律依据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的主文内容，执行内容不明确，使执行工作陷入被动，从而容易引发当事人的上访。一些在审理期间就本已丧失继续履行条件的案件，判决的判项却是“继续履行合同”等简单的表述，进入执行环节后令执行人员无法操作。
3、片面追求调解率。调解本是化解矛盾的良策，但许多案件调解时办案人员并不注重自动履行问题，对将来能否执行考虑不周、缺乏预判，甚至明知调解确定的内容无法实际兑现却仍然积极以法律文书确认无法履行的调解结果，致调解后并无履行保障，将权利人权益无法兑现的难题交给了执行环节。
（二）执行环节措施不力或贻误执行良机
1、法院执行环节成了矛盾的最后归结点。
案件执行是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环节，是矛盾纠纷的最终归结点。有些案件的矛盾，在审判阶段就得到了解决，但也有不少矛盾会继续存在发展。这些最复杂的矛盾到执行阶段已不可回避，最终爆发甚至激化。因此，执行作为诉讼的最后环节，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之处，也最容易引发信访。
2、措施不力、依据有误。
执行过程中采取执行措施或所依据执行法律文书有暇疵、甚至错误导致执行信访申请人利益受损。这类案件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执行或执行中存在瑕疵行为，或执行法律文书中有瑕疵，并给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案件。这类执行案件的'主要特点是：执行人员执行方法不当，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或简单粗糙，机械地就案办案，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
3、执行风险告知不明。
当事人往往认为法院已判决了执行就是法院理所应当的事，没有执行不能的风险理念。因此法院立案时应当向当事人清晰地告知执行风险责任，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履行能力的执行案件，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告知清楚，申请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流动去向、财产状况或线索，就要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责任。但在工作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未及时告知，导致申请执行人误解，心存不满。这样当事人易把案件的风险责任全部归于法院的执行环节。
4、终结程序设计不合理。
执行案件往往无法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条件。而当案件执行工作受制于客观因素，短期内无法执行的，可以以程序终结结案。随着情况的变化，需要恢复执行时，对这些老案如何管理目前存在漏洞，且这种旧案并不计入办案考核指标，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而管理者也难以完全主动掌握，是否要恢复执行，有赖于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情况并由申请人提出请求，是否恢复却要由法院执行部门决定。申请人往往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事，法院将查找财产等职责转嫁于申请人，对法院工作不满。
（三）执行人员责任心与办案水平等有待提升
无可质疑的是，执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执行干警工作很努力，但也有一些执行干警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态度消极、效率低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工作作风不正等行为，也是造成执行信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案件执行力度不够，办事效率不高，执行效果不佳；执行方法不当，执行人员未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案，没有做好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化，还引发当事人与执行人员之间情绪严重对立；执行公开性不够。执行人员中嘴勤手懒现象普遍存在，执行人员接受一个执行案件后，做了哪些工作，没有相关记录，不但案卷反映不出来，当事人也不知道，这就容易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没做什么工作的印象，整个执行过程没有向当事人说清，有关道理没有说透，也是造成当事人信访的因素之一。
三、化解执行信访难题的对策与建议
就甘肃省三级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在执行信访案件上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省法院执行局内设三个处，执行信访案件专门由一个处负责，在接访和督办上全局三个处全员参与，对化解执行颇有成效，但繁重的信访化解任务势必影响执行工作和执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如何化繁为简，从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入手，将执行信访引入法治轨道，成为一大难题。
万事行为先。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也必须以切合实际的行动扎实推进。
（一）重视队伍建设，以队建促执行
据调查，执行队伍建设各地均存在历史欠账太多，近几年来，在强调执行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执行队伍人员配备相对有所改善，但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未得到根本扭转，最高法院规定的执行人员比例普遍未达到。同审判部门相比，学历偏低，行政辅助人员转任执行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整体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不强，造成执行质量和效率不高，进而引发信访，所以内部治理还需从队伍建设抓起，要选强配齐执行人员，从审判业务部门交流一批精通业务，重视程序，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中坚力量充实法院队伍。
（二）畅通法定救济渠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难题
执行中应做到畅通法定救济渠道，充分保障信访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尤其应充分发挥执行程序异议复议制度的功能，将无序化的信访问题引导信访人积极行使相应法律权利，使之进入法律渠道依法定程序加以解决。一些当事人因对案件的期望值与实际发生相距甚远而上访，上访理念偏差，固守“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心态，以上访为要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由于一些绩效考核评比中将重大信访、进京访列为一票否决，使执行信访案件的化解一度走入误区，有关部门往往为息事宁人，做无原则的让步。对于这类案件，法院要能顶住压力。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信访人，适当予以司法救助，在合理合法范围解决信访人的实际困难，是体现法院人文关怀、为民司法的有效举措。但对不符合救助条件却以无理闹访、缠访的信访人，慎用司法救助等措施，尤其应改变花钱买平安的做法。否则，不仅破坏了基本的法律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还会引发闹访人争相效仿、相互串通攀比，动辄漫天要价等诸多负面效应，在社会管理方面后患无穷。由于在接访处理过程中存在多部门干预，意见不一，难有定论等情形，导致此类信访数量上升。类似案件中信访人的利益诉求显然已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信访的本质相悖，不仅不应被如此的无理取闹而扰乱了正常的司法审判、执行工作，而且应将此类案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将事情真相予以告知，不给那些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侥幸获利的上访人以可乘之机。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相当普遍，甚至借力法院行虚假诉讼、虚假调解之事；法院的执行查询、划拨、交付等执行措施处处受人阻挠；协助义务人对协助执行事项不予协助的情形常常发生；执行人员在执行中受到打骂围攻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有的案件申请法院执行后久无结果，申请人转而寻求讨债公司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法院执行强制力不足的后果。因此，执行中只要符合法定程序，需依法采用强制措施予以应对。
（三）强化执行公开，确保每个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
多数法院对于执行工作流程已有标准化管理，立案通知、风险告知、权利义务告知、财产报告等方面大都有书面格式化文本，方便了法院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的交流，节省了办案人员的时间、精力，也使当事人了解了法院的工作进程。但由于执行工作要求时效性，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要求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在追加被执行人、执行到期债权等多类案件中，相关方会感到法院执行工作不够公开透明。因此，法院应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的监督，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网络增强执行工作透明度，严禁暗箱操作，切实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执行中除了要规范运用异议复议程序，还应强化听证制度，强化执行监督。
（四）改革管理积弊，重新设计案件终结制度
现行的执行案件结案计算标准，对于提高结案率有很大益处，但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弊大于利。目前，由于执行案件的结案指标统计将程序终结案件纳入结案数据，至执行结案率、实际到位率等数据虚高不实；而程序终结制度其实是自欺欺人之举，许多法院将无法按期执行完毕的案件，通通采取程序终结的方式报结，而执行案件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久积成弊。一些信访人看到法院宣传的执行结案率、到位率如此之高，而自己的案件却没有得到执行，更会心生不满。因此，建议最高法院从上到下统一执行机构的案件管理，改革执行案件的结案统计标准，改革执行案件程序终结制度。
执行实务中尚有很多法律规定空白之处，近年的修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行工作法律规定不完善的现状。建议最高法院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和争议问题，尽快完善立法，及时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
（五）对内对外拓展空间，强化执行工作的引领、宣传
法院执行工作紧靠法院自身单打独拼是不够的，必须借力于公安、工商、银行、土地管理、房屋产权登记、车管、边境等众多部门协助形成合力的联动机制。法院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相互配合，互相搭台。积极拓展信息共享空间，发挥理念转变的宣传与引领作用，强化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的引导。近期，甘肃省高法在清理党政机关特殊主体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经省院执行局积极组织，主动向各方借力，开展了与省委、省政府、省委政法委及省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多方联动、联合下文，省法院院长给各涉案地方政府亲笔信等多项敦促措施，有利地推动了这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
（六）强化社会诚信理念，力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当今社会许多市场主体追逐财富利益最大化，缺乏风险意识，更有一些人诚信理念缺失，失信、赖债之事频发。有些人明显有履行能力却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对抗执行。由于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完备，客观上助长了失信人恣意妄为。应从制度层面对此种情形加以辖制，使其切实体会到失去诚信、不履行执行案件债务责任的严重后果。近些年法院开始实行对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等规定，今年推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都是强化社会诚信、促进执行工作的有力举措。法院应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头羊作用。建议今后对失信被执行人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银行融资，资质认定等方面出台相应的禁止或限制措施，从制度上限缩其市场空间，在促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同时，也引领社会的诚信一体化建设，进而为执行工作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案件调查报告 6
一、我县近年来治安案件查处工作状况及问题
近几年，我县治安案件查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长期存在的处理不公、处罚不力、久拖不结三个一直比较突出的问题都有明显好转。通过执法实践，培养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依法行政，全面推动了公安法制建设。尽管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着力解决了一些治安案件查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从调研掌握的情况和社会各界反映的情况看，问题依然不少，当前在办理治安案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案不及时。一些单位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受案，由于未及时受案，导致一些案件无法得到及时处理，造成当事人不满，引发群众上访。
2、取证不及时。个别办案民警受理案件后，未及时到现场开展调查取证；有的接案后，拖至数日才找证人取证。使案件纠缠不清，时过境迁，久拖不结。
3、网上办案的熟练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治安案件查处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影响治安案件查处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讲，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知情不举，知情不报。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得不到群众的配合、支持，甚至有的'出假证、伪证，给依法查处案件带来极大困难。人体伤害案件案发后，当事人往往需要就医治疗，伤害程度一时难以认定，因此无法及时裁决；致使案件很难尽快结案。从主观上讲，民警的办案技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治安案件查处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坚持依法办案任何执法中的偏差，都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我们要准确地适用法律，严格地执行法律。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2、保证办案时限提出办案时限，目的是为了加快案件的审结，从根本上解决久拖不结的问题。保证及时结案或在规定的时限内结案，关键在证据，接受案件就要及时出现场，收集证据，治安案件是以责论处的，证据充分了，责任也就清楚了，所以证据是办好治安案件的前提和基础。
3、强化执法监督要结合实际，深入持久地开展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的宣传教育；强化执法检查，形成反馈和纠错机制，把好办案质量关；改善执法活动，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公安执法内部监督制约体制，逐步实现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充分保障公安机关依法有效地行使职权，把各项公安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案件调查报告 7
一、调查目的
当今世界，食品不安全的风险源不断增加，人们对食品不安全风险的认识逐步提高。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对化学投入物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极端气候频繁出现，污染物不断增多，都使食品不安全风险上升。我国食品加工业和餐饮业多数为小作坊、小企业。他们对食品卫生安全比较漠视，往往又在政府监管之外。因此，关注食品安全，人人有责。通过对食品安全的调查，关注食品安全，开展食品安全的知识宣传，加强人们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健全食品质量监督体系，逐步改善食品安全严峻的现状。
二、调查方法、时间、对象
调查方法：通过对内乡县下各乡镇的的农贸市场的实地考察，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环节的参观调查，发出问卷调查调查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了解。问卷回收率90%。
调查时间：20xx年8月10日至20xx年8月21日
调查对象：农贸市场小贩，食品加工厂，普通消费群众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我县17.8%的居民民对食品安全状况表示放心，62.2%表示部分品种不放心;84.1%的市民在采购食品过程中最关注的'是食品安全性;48.6%的市民认为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在生产加工环节，27.3%认为在餐饮消费环节，18.8%认为在流通环节。可见，虽然近几年在食品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市民对食品安全还不是很放心，食品安全总体形势仍比较严峻，食品安全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安全问题仍较突出。
经过政府的规范和整治，食品案件多发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我县食品安全隐患和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一是初级农产品(水产品)源头污染仍然严重。工业“三废’和城乡垃圾污染以及水体严重劣化，致使农产品受到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污染的问题仍不容忽视，有些化工厂还建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附近，容易造成附近水域和土壤的工业污染，群众反响比较强烈。同时由于尚未形成对农业生产者有约束力的科学用药和安全用药制度，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和使用时间随意性较大，不到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就采收上市现象尚有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需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食品生产单位多为家庭作坊式经营，具有多、小、散的特点，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部分生产单位的生产原料和卫生条件无法保障，添加剂滥用使得食品安全存有重大隐患。据权威显示，有关部门上半年检测显示，糕点类产品抽检合格率只有40%;豆制品合格率极低，有较大安全隐患，第一季度全区抽检豆制品10批次，合格率为0。
三是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够规范，经销农产品和食品的集贸市场、企业、个体户大多缺乏必要的设施和规范的管理，出售过期或变质食品现象仍有发生。四是消费领域城乡差异大，各种整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区开展，而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力量相对薄弱，致使大量假劣食品流向农村，农村食品安全形势令人堪忧。同时餐饮业还存在餐具消毒不彻底、熟食操作不规范、流动摊点监管难等问题。
(二)食品安全监管合力还需增强。
由于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难以保障食品安全执法工作。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滞后，人员缺乏，难以适应食品安全监管的实际需要;食品安全监管环节众多，涉及的主管部门有农林、渔业、工商、贸粮、卫生、质技监、食药监等单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也不够完善，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或监管不力现象，致使有些问题监管难以到位，影响了食品安全执法工作。
(三)食品安全基础设施薄弱。
食品安全监测量多面广，但技术检测工作滞后，食品检测设备相对不足，检测力量跟不上检测需求。财政投入不足，执法装备和检测设施比较匮乏。另外，食品安全信息来源不足，食品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涉及的种类繁多，单靠单个部门的例行抽查，很难全面控制当前市场的所有食品质量。社会举报、投诉和村居食品安全协管员制度是一个信息来源的途径，但是当前食品类的举报和投诉较少，协管员受知识水平和工作精力限制所反馈的信息也比较有限，况且所投诉、举报和反映的问题多数已成后果、造成危害，只能事后算账，难以做到事前把关。
(四)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一些农民对于农药残留问题认识不够，群众识别假劣食品能力较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对于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一方面存在麻痹思想，对有些危害性估计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又受生活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有些无可奈何，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另外，由于经济、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原因，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识了解不多，特别是不少“新路桥人”购买食品时大多只看价钱，一味要求价廉而忽视物美，一些价低质次的食品成为主打食品，甚至成为部分儿童手中的美味。
案件调查报告 8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难度增大，再审案件调解相较原审更是难上加难，再审调解成功率相对较低。笔者作为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对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感触颇深。为探求再审案件调解工作规律，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率，结合本院五年来的民事再审案件审判情况，对当前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作以探讨。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xx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xx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
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
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
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
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
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
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
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八)巧借抗诉机关力量促调解。
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要多与检察机关协商，交换个案的认识，争取得到检察官对法官调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再审案件当事人会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说服教育下，改变错误的认识，达成调解协议。纠纷解决了，矛盾排除了，这不但是对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检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审结的张某与县人保公司劳动争议抗诉再审一案，法检两家联手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终使双方握手言和，该案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九)转变观念寻找最佳观念促调解。
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比例较大，笔者所在的法院，再审维持率近40%。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同一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院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没错，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忽视了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善于营造良好氛围促调解。
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有当事人其缠诉、缠访的原因，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因此，再审法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案件调查报告 9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xx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
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xx年之后。
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xx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
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
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
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代理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
(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
(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
（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
（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
（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
（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
（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
（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
（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代理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代理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
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
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代理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代理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 、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 、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 、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 、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3、在委托理财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合同约定由受托人全权负责等原因，受托人的独立意志和受托权限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当然应当负有较大的责任。从委托人权益的救济渠道方面来看，受托人在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强于委托人，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发生纠纷，由委托人举证或者识别受托人是否存在过错颇为不易。此外，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信息透明度不够、恶意亏损现象较多等问题。保底条款则为解决一直存在的委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刚性的约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业，防止道德风险。
4、虽然从维护金融机构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保底条款采取有限承认的态度，对于平衡作为巨额委托理财合同委托人的上市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证券公司的利益，有一定作用。但因这种观点缺乏法理支持，从构建金融机构信用和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的角度，具有致命性的负面效应。显失公平是指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我们不能忽视20xx年前投资股市曾有的高额利润，而仅仅根据近几年股市低迷导致的巨额亏损来推断保底条款显失公平。投资证券市场的高风险、高利益是基本常识，对于因股市周期性的涨跌导致的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解释为正常的商业风险更令人信服，从而排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余地。至于参照合同法关于调低违约金的规定，仅仅保护法定利率收益，实际上将委托理财当作了储蓄，不符合市场催生委托理财这种融资投资方式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 10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工作要求，规范和推动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和发展，近期，我们组织各地农业部门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对产地批发市场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发展趋势等进行了全面调查，结合平时研究和掌握的资料对市场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总的看，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需解决，今后要结合鲜活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加快推进“十二五”产地批发市场建设，提升市场服务功能。
一、对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形势的基本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坚持把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分类培育市场体系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农业部门不完全统计，截至20xx年6月底，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3606家，占地面积64.86万亩，从业人员达到262.38万人，投资规模1101.97亿元，市场年交易额13422.5亿元。
（一）农产品批发市场覆盖范围广。
经过多年的不断建设，全国从综合市场到专业市场、从种植业到养殖业到特色产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范围基本覆盖了各农业产品。目前在全国3606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综合性市场1367家，占37.9%；专业市场达2342家，占64.9%。其中粮油市场212家、蔬菜市场992家、水果市场390家、畜禽市场320家、水产品市场182家、特色产品（含花卉、食用菌等）市场246家，批发市场经营范围涵盖了种养业各产品。
（二）产地市场主渠道作用十分明显。
调查显示，全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含产销结合市场，下同）2627家，占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72.8 %，其中规模以上的产地批发市场1037个，占产地批发市场的40%。产地批发市场实现年交易额6709.23亿元，占市场年交易总额的50%，带动农户 1.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4%。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十分明显。主要特点：
一是蔬菜市场是产地市场的主要代表。
调查显示，大多数蔬菜产地批发市场设立较早，占市场比重大，运行机制较为健全，社会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目前，全国蔬菜产地批发市场689个，占产地市场近三分之一，带动蔬菜种植1.58亿亩，相当于全国蔬菜面积的60%。产地市场集中分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占全国的80.6%。其中东部地区330个，山东占57%；中部地区217个，河南占44%。经营品种除了蔬菜外，还有季节性水果和其它农产品，常年经营，交易活跃。亿元以上的蔬菜产地市场286个，年交易额13123.2亿元，成为产地批发市场的主要代表，形成了“产地市场——运销商——销地市场”的大流通模式，是向大中城市和外省市供应蔬菜瓜果的重要源头。
二是水果产地市场优势区域集中度明显。
在国家推进优势产业带建设的带动下，具有品种特色的水果产地市场正在快速成长，集中度明显提高。目前全国产地水果批发市场发展到184家，占全国水果市场总数的47%。产地市场主要分布于渤海湾的山东、辽宁、河北和西北黄土高原的陕西、甘肃苹果优势产区，这些地区以苹果为主的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到84家，占全国水果产地市场的46%；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浙南闽西粤东三大柑橘优势产区产地批发市场发展到47家，占全国水果产地市场近30%。一些优质水果产业带发展如山东栖霞、浙江黄岩、江西赣州等地产业带发展与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的引导密不可分。
三是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全国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207个，占全国畜产品批发市场的68.5%。从分布看，产地市场大多分布于畜牧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82个，占产地市场的40%；西部地区65个，占产地市场的31%。大多数畜禽市场以活畜、禽和肉类交易为主。与果蔬产品相比，畜产品多数实行屠宰企业一体化流通，如新疆XX县古勒鲁克农村畜禽交易市场、内蒙XX旗丰绿畜产品交易市场、广东XX市白沙江南禽畜批发市场都实行活禽+屠宰+销售+企业加工为的一体化的流通模式。
四是水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交易活跃。
全国水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黄渤海水产品捕捞和养殖带以及江苏、安徽、江西等长江中下游淡水养殖带。目前全国水产品产地市场100个，其中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海南产地批发市场59个，占全国产地市场近60%，由于水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旺盛，带动产地市场交易活跃，市场辐射面广，年交易额上亿元的市场达到60个，从业人员3.8万人，年成交额625.87亿元。
（三）产销市场结合趋于紧密。
各地根据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特点，培育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农产品市场。全国有产地市场2347个、销地市场1005个、产销结合市场280个，其中江苏苏州南环桥、广州江南果菜市场、山东维尔康肉类批发市场等发展快、规模大、机制活，成为销地市场的代表；江苏扬州联谊、山东寿光、青岛丁家庄、湖北麻城等市场结合其促进农业生产和满足城乡消费需要的特点，担当了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的双重角色；江苏东台华东山羊市场、山东青岛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河北XX市金凤禽蛋农贸批发市场、新疆XX市华凌畜产品批发市场等，因地、因时制宜，投资小，辐射面大，是产地市场的典型。
（四）市场辐射能力逐步增强。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也不断增强。江苏XX县水产批发市场、武进夏溪花木市场、华东苗禽市场投资企业、苏州众诚鸭业有限公司分别成为全国最大的螃蟹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最大的花木交易市场，全国最大的苗鸭产销集散地。苏州南环桥批发市场下属的蔬菜批发市场日成交量1200吨，水产批发市场日成交量200吨，鲜肉批发市场日成交生猪1500头，畜禽批发市场日成交40000 羽，干货批发市场日交易品种20xx种，是XX市及周边地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二、当前产地批发市场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虽然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比，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存在功能不够强、规模不够大、政府引导和扶持跟不上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地与销地以及集散地之间布局不合理。
近年来，随着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的实施，优势区域鲜活农产品集中度稳步上升。目前全国优势区域苹果、柑橘集中度达到50%以上，水产品集中度达到80%以上。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后，客观上要求建立集散能力强的产地批发市场和冷藏能力大的保鲜库。但目前产地与销地以及集散地之间布局不合理，销地市场发展比较充分，目前年交易额在1亿元以上的销地批发市场558个，而中西部鲜活农产品主产区产地市场年交易额在1亿元的只有346个，发展相对落后。目前全国1个县不足1个产地批发市场，而东部占50％左右、中部占30%、西部只占 20%。特是中西部蔬菜、水果主产区，常年蔬菜产量占全国的40%、水果占45%，而年交易额上亿元的产地蔬菜市场只占25%，水果市场占30%，畜禽市场占不到全国的4%，生产和市场建设重倚轻的矛盾十分明显，这是导致优势产区鲜活农产品滞销卖难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产地批发市场及集散地基础设施薄弱。
总体看，全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以小型为主，年交易额1—5亿元的占到30%，亿元以下的占58%，且多数市场规模小、设施简陋、服务功能不强。在被调查的西部10省（区）376个产地批发市场中，占地面积在20亩以下的小市场占到 52%，占地面积在2亩以下占到5%，交易额在5亿元以下的占到78%，80%的市场缺乏冷藏保鲜、冷链物流设施、信息或质量检测设施，许多产地批发市场的场地没有硬化，缺乏遮阳挡雨的设施，甚至连上、下水道都没有，脏、乱、差的问题十分突出。
（三）市场交易方式陈旧，交易效率低。
目前，大多数产地批发市场仍沿用对手成交、现金结算的交易方式，处于自发、紊乱状态，难以形成公开、公正的交易价格，影响交易安全，还往往导致强买强卖等欺行霸市现象发生。据调查，目前我国农产品市场实行连锁经营的交易额占总交易额不到 20%，90%左右的农产品通过对手交易销售，只有不到10%的市场全部或部分采用了电子商务交易技术，交易效率低。调查显示，42%农户自己销售农产品，45%农户卖给个体商贩，只有不到3%的农户通过订单销售。这些情况使得我国农产品一般要经过3—4级流通环节，既降低了流通效率，也增加了流通成本，不利于农民增收，对于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流通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低，营销规模小、效率低。
由于农民个体户或农村经纪人是目前承担农产品运销的主要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起步较晚，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大多数经销商的营销规模小、效率低，缺乏有实力、信誉好、规范化的大批发商、代理商组织，因此不能形成稳定的、规模化的农产品供应链条。而且，运销商与生产者之间是一种买断关系，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讨价能力，又不能使农民分享流通环节的利润。
（五）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较快，数量不断增加，规模逐步扩大。尽管我国农产品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但现有的一些管理规定散见于《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商品市场登记管理办法》和《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但要么缺少配套措施，要么贯彻执行不理想，有的内容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目前，特别是缺乏专门针对批发市场的法律法规问题非常突出，这使得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混乱无序，缺乏有效的行业管理和政府监管，难以形成市场各方主体良性互动机制。而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专门制定有《批发市场法》，并和其他法律一起对批发市场类型、设立条件、参与人构成、交易原则、投资方法、上市商品规格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保证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
我国已进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在国内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农业更加对外开放、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大背景下，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升级步伐，完善市场功能，构建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产地批发市场要结合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建设和改造一批鲜活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必要的储藏保鲜设施和产后清洗分装等初级加工设备，支持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建设。
（一）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市场功能。
一是在鲜活农产品优势产区新建或改扩建产地批发市场。在蔬菜、水果生产集中连片，面积在20万亩以上，商品率达80%以上；畜产品、水产品生产集中度较高、商品率达70%以上、商品量达10万吨以上且没有交易场所的地区建立产地批发市场。对已有市场但基础设施差、集散功能弱的实施升级改造，重点考虑对既是鲜活农产品优势产业带的产地批发市场又是农业部定点市场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是加强市场供水、供电、道路和通讯等系统的改造建设和交易棚厅的改扩建，切实改善市场交易环境。
二是推进产地批发市场功能拓展。在批发市场提供交易场所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拓展价格信息汇集、产品质量控制等功能，鼓励市场开展加工配送、质量监管、规范包装、发展现代流通、壮大市场主体、完善公共服务等。
三是加大产地批发市场辐射效应。指导各地编制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规划，合理布局市场经营领域和建设区域，处理好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传统市场和新型业态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同类型市场功能上的衔接和配合，发挥市场体系群体效能。
（二）支持储藏、冷链和保鲜物流设施建设，减少产后损失。
当前，我国鲜活农产品特别是果蔬保鲜、冷藏冷链物流产业应用范围窄、发展滞后，果蔬采用低温物流只有10%—20%（每年果蔬产后损失高达25%—30%），冷链物流肉类只有10%，水产品只有20%，而发达国家果蔬保鲜物流占总产量的80%，果蔬菜损失率在5%以下。支持储藏、冷链和保鲜物流设施建设重点：
一是支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储藏、冷链和保鲜物流设施，主要包括：建设市场储藏货物仓库、气调保鲜库、恒温库、冷冻冷藏库、冷藏运输等基础设施，逐步解决鲜活农产品批发交易过程的冷链“断链”现象；
二是支持优势产区和西部地区专业合作组织或农产品营销企业建设储藏、冷链和保鲜物流设施。主要包括建设鲜活农产品产后预冷保鲜、冷藏冷冻、冷藏运输等基础设施，使主产区和中西部鲜活农产品冷藏保鲜、冷藏冷冻及储运能力明显提高。
（三）支持配套清洗分装等初级加工设施建设和市场交易环境改善。
强化农产品产后的商品化处理。配套清洗分装主要建设：产品清洗设施、分选操作台、自动分选机、水果打蜡设施、包装设施等。市场交易环境改善主要包括：水电道路系统改造、市场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质量安全检测系统建设和卫生保洁设施完善。
（四）支持农民合作营销组织建设。引导、扶持农民合作营销组织购置必要的冷藏保鲜和冷冻运输等设备，在规定的低温条件下进行农产品加工、分选包装、储藏和运销。推进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和经营，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产品物流带动能力。
四、加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的措施及建议
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和产地冷链物流作为政府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资金来源于公共投入。现提出以下工作措施和建议。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市场建设应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实行分级规划与管理。部一级负责对具有全国性或区域影响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统一规划与布局，当前重点是组织编制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十二五”建设专项规划（20xx— 20xx），理清市场建设思路，明确指导思想、建设原则与区域布局，综合考虑农产品生产规模及其商品流量流向、地理区位和交通状况、消费群体规模和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正确处理产地市场与销地市场、专业市场与综合市场的关系，经过科学论证，形成布局合理、统一有序、流通顺畅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为争取国家建设项目做好必要准备。省级负责制定辖区内大中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规划，严格防止受局部利益驱动盲目布点，搞重复建设、无序竞争，造成“有场无市”，浪费人财物和土地资源。
（二）争取各方支持批发市场建设。
一是协调中国农业银行落实与我部签署的《共同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加大贷款投放力度。
二是积极争取亚行贷款进行批发市场建设。20xx年拟选择安徽、宁夏、江西、重庆、山东、辽宁等6个省市为备选试点省，项目总投资21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亚行贷款1.5亿美元。
三是研究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扶持政策。参与完善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研究科学用好增值税转型政策帮助农产品流通企业减轻增值税负担；研究降低农产品批发市场土地使用税和降低农产品批发市场用水用电价格等问题。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国家对优势产区鲜活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公益性设施建设给予直接投资。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设施配套、功能齐全、辐射带动力强的产地批发市场，支持批发市场电子结算管理系统、安全监控系统、质量检测系统、信息收集发布系统、垃圾处理设施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帮助完善和提升市场功能，增强流通效率。
二是对市场其他设施和优势产区、西部地区专业合作组织或农产品营销企业建设储藏、运输、冷链和保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贷款贴息支持。主要用于市场土地平整硬化、水电路配套、交易厅棚建设、储藏保鲜库土建工程等，建议安排财政贴息贷款予以支持，以引导鼓励利用信贷资金。
三是将鲜活农产品物流相关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在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财政专项中增加农产品物流设施相关设备购置项目。主要包括储藏保鲜机电设备，鲜活农产品清洗、分选和装卸设施设备，农用运输设备、畜产品分割设备等，帮助增强物流技术装备水平。
四是将尽快研究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建议国家抓紧研究制定《农产品批发市场法》或《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条例》，明确批发市场的公益或准公益性质，对市场类型、设立条件、参与人构成、交易原则、投资方法、上市商品规格要求、行情波动、风险控制、上市商品组织等做出界定，并及早列入立法计划，解决法律缺失和空白问题。
案件调查报告 11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对某一基层人民法院XX年至XX年受理的9件刑事自诉案件统计发现，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3件，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6件，同比增长100%，其中调解2件、撤诉1件，调撤率33.3%。
一是审查把关不严，盲目立案。刑事自诉案件往往是当事人一纸诉状，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严格的审查把关，致使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二是易立难审，久审不决。由于立案审查把关不严，受案后发现许多问题，加之双方争执较大，而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难于收集定案证据，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调又调不成”的局面。
三是滥用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属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也可以与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决定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应当严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态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对其采取逮捕措施。不仅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而且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决后,民事赔偿部分难以执行,案结事未了。由于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滥用职权，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触对立情绪较大，本来可以调解或和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不判决结案。而被告人难于接受，致使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兑现执行。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要把好立案审查关。严格审查自诉 案件有关 刑事部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提起刑事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审理中的处理工作。如发现受案后刑事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将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证据材料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就应宣告被告人无罪。更不能认为需要被告人赔偿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极其慎重稳妥的采取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在审查核实证据的基础上，确实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不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才可采取强制措施。同时要严格审批手续。
四是要注重调解，增强良好社会效应。刑事自诉案件多是邻里纠纷，往往是小事酿成大祸，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调少判，这样一来有利于社会稳定，促使当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顺利得到执行。
案件调查报告 12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广泛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证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笔者试就上述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同步录音
录像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搜查的时候，在必要情况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录像。这些规定是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应该是视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来看，第4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相对应的也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但由于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但是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警察侦查行为划分为五类，把在警察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直接规定为侦查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侦查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是从立法意图来看，同步录用录像都属于一种侦查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检察机关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诉讼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的侦查行为。当然由于法律效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并与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性质问题
有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证明供述或证言笔录内容的“三性”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证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因而它不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但可将其视为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其他类证据的附属资料，与其共同形成一证据种类。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区分同步录音录像与一般录音录像的'不同，视听资料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七种证据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视听资料是独立于前六种证据的。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证人作证时进行录音录像，用以固定证据，虽然是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但所形成的资料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证据一类的，与书面笔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录音录像是对过程进行记录，不仅仅专门针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还包括对当时的环境、检察人员行为等进行全方位的、直观的、不间断的进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的证据归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前六种证据。
其次，诚然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资料和供述或证言等书面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它同样能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可以单独作为一类证据当庭质证。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对视听资料进行了解释并规定了在侦查过程中可以由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与案件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就是视听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所形成的资料是视听资料的一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
三、完善与发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检查、扣押书证、物证、鉴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进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记录、记录完毕由谁在笔录上签名、被收集人对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如何处理等细节问题，为收集除视听资料以外的六种证据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规则，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内容要求未作规定。
从国外来看，从1991年开始，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
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近来，英国警察机关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在进行讯问时，除了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外，有条件的还要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带。据了解，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两盘录音带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而不允许拷贝）。英国的这种制度和作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证词的可靠性。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但这些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使录音录像操作无章可循的现状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规定了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和审查原则，但过于笼统的规定，仍然没有解决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操作程序规则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后，不仅仅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而且检察人员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哪些话是不违反法律的，哪些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谈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法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这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所以说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应彻底否定其证据效力，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规定脱离了实际情况，以“欺骗”为例，什么是欺骗，法律语焉不详，而只是笼统地把所有“欺骗行为”归于非法方法，这显然是违背了侦查活动规律的。在自侦案件中，检察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审讯或询问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会用到“欺骗”或者“哄骗”手段，这是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美国著名刑侦专家费雷德·英博在论述“允许使用的审讯策略和技术”问题时所言“审讯人员也应该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使用包括哄骗因素在内的审讯方法来实现。”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经指出：“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耍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也没有什么的预先的战术设计，这都是许可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些获得许可的小诡计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国现在法律，则将以采取一切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混淆了正当的审讯策略与通常足以导致被讯问人作出非自愿性陈述的非法审讯方法之间的界限，从而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
从这可以看出，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侦查人员将会无所适从。国外对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排除法则（此处是指实物证据的排除）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则。”并据此以判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相关“疑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引导和统一规范。中国不适用判例法，但应该借鉴国外优良的规定，建立起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案件调查报告 13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大，城镇经济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农民工群体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缺乏，特别是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较为突出。建筑行业(含交通道路建设)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解决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是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社会城镇化发展、关系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近日，笔者针对我市市本级20xx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投诉、受理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究，形成了如下报告：
一、基本情况
据统计，20xx年市本级人社部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2件，清欠农民工工资1557万元，涉及农民工1680人。处置欠薪事件18件，涉及农民工1239人。
二、基本特点
(一)拖欠工资主体主要集中在建筑业
从市本级投诉人的从业行业看，建筑业投诉涉及1520人，占投诉涉及总人数的90.48%。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进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最普遍的行业。
(二)投诉涉及人员劳动合同覆盖率低
20xx年，xx市本级接到投诉的涉及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发生劳务争议时很难提供必要的依据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三)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在市本级受理的被拖欠工资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20xx年共立案42件，造成事件的有18件，占所处理案件总数的42.86%。建筑行业农民工，以乡土地缘为纽带形成各个作业班组，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乡土人情往往会使得他们趋向于走在一起，共同讨薪。极个别人员采取堵路、泼汽油、到政府部门x等极端方式讨薪，从而酿成事件。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产生原因
(一)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少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农民工求职心切，在受雇用时不知道要与老板签订书面的合同，常常仅是以口头形式和老板约定相关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在法理上很难取得有利对待。
(二)建设单位(业主)、施工单位的资金链出现问题。20xx年受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及国家限制购房政策的影响，部分建设单位和企业融资困难，流动性资金不足，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建筑工程项目层层转包、违法发包情况严重，个人承包者无能力支付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建筑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并要求企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一般都是以包代管，将工程劳务发包给包工头，一个工程项目经过3-5次的转包普遍存在。由于包工头资金不充裕，承担风险的能力差，一旦出现包工头之间因结算存在争议或资金不及时到位，或者施工企业将工程款交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发放农民工工资，但包工头卷款逃跑工程等情形，都会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承包建设者为了扩张经营规模，承揽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适应的工程。工程项目的拨款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而且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节点拨付工程款。建筑公司采取层层分包、转包的方式要求包工头垫款施工。在承建单位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能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又将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形成恶性欠薪的循环。
四、对策及措施
(一)广泛宣传，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氛围。
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门应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街道、社区、网络、电视媒体等方式宣传，内容紧贴企业主和劳动者关心的内容，引导企业严格遵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二)建立劳动者维权援助制度，提高劳动者增强维权意识。
建立完善劳动者维权免费法律援助制度。各级政府应当增加就业培训的投入，举办各种针对务工的各种就业培训及法律普及培训，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同时还应当尽可能的收集相关就业及工作信息，以及在就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当工资遭受拖欠时，一定及时找相关工会或劳动部门解决，如不能及时取得应得的工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高度重视，整治非法、违法分包行为。
一是成立工程专项治理整顿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分步实施。
二是调查摸底，造册登记。对辖区内在建工程的基本概况、在建企业情况、违法违规事实等一个不漏登记在册。特别是弄虚作假，骗取工程的;不具备与工程建设相符的施工能力，经多次督促整改仍无改观的;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等要详细登记，表述清楚。
三是明确职责，查处到位。只要认定为转包和违法分包的，一律视为无效。若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
四是严格工程项目的审批管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企业不再审批新建项目。五是严格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担保管理，对没有按期完成清欠任务以及发生新拖欠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部门一律停止其新项目的招标投标。
(四)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机制。
要建立健全严格的信用管理机制，完善各行业特别是建筑市场不良信誉记录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公示制度。对各个企业实行工资支付重点监控制度，对容易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重点企业和单位，专项登记造册，专人跟踪监控;被监控的用人单位要每月定期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书面报告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等情况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由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合法、科学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对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和企业劳动保障失信行为通过一定的信息平台予以公示，对多次拖欠工资或拖欠数额巨大的用人单位要在政府网络和新闻媒体公布，向社会曝光。
(五)明确职责，建立健全拖欠工资齐抓共管机制。
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动配合，形成齐抓共管态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是劳动执法的主体，但是劳动执法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需要其它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复杂多变，仅靠劳动监察部门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坚持多沟通、多联系、多配合，使各部门在工作中增加理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多职能部门的作用，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如：建设行政部门要按照标准严格把好建筑施工企业进入建筑市场关，杜绝不够资质、没有经济实力的建筑企业承建工程，严肃查处建筑工程非法转包、分包、等违法行为。对建筑施工企业发生拖欠劳动者工资等违法行为导致集体停工、罢工或集体上访等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新项目的投标，并给予相应的企业资质处罚;取消或降低资质等级;经贸、招商等部门要对新办企业严格审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无故克扣、拖欠工资的企业，不予办理工商执照年审等。
(六)在建筑工地推行“一卡通”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发放。
施工单位和分包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当到银行办理“一卡通”农民工工资专户，并根据实名制用工信息为农民工办理“一卡通”工资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工资性工程款必须按月支付。建设单位按照工程进度或工程量每月将工资性工程款存入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开设的“一卡通”工资专户;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当按时足额将农民工工资通过工资专户直接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卡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的“一卡通”工资专户，并监督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通过工资专户将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
(七)依照法律规定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份子坚决打击。
人社部门及相关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xx自治区人社厅、公安厅、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处理“恶意欠薪”案件，增强法律的震慑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在打击不支付报酬犯罪分子的同时，坚决遏制农民工恶意讨薪。各部门在解决拖欠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极少数企业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拖欠证据索取不当利益，或为达到其他目的，以讨薪名义，敲诈勒索，制造事件，给社会带来负面、甚至恶性影响的“不法讨薪”行为，要予以曝光并严惩;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案件调查报告 14
土地承包案件的审理难、调解难、执行难己严重影响到了司法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接上级法院通知后我院积极组织力量，对我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进行了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纠纷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发包方提前终止合同，承包方起诉要求继续履行此类纠纷在村委换届后表现更为突出。
2、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物价上涨，土地使用价值提升等原因，致使原承包费过低，发包方要求提高承包费，双方发生纠纷。
3、承包方因经营不善，没有取得预期利益，或取得利益过低，导致拖欠承包费。
4、因妇女离婚、出嫁等原因未能取得承包地，从而引发纠纷。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颁布实施，但是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相关配套规定和司法解释较少，往往土地承包案件又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民间习惯、村规民约，审理中法官感到很吃力。
2、诉讼中农民的证据意识差，诉讼知识贫乏。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整体偏低，在发生纠纷时不太懂得怎样进行维权，在诉讼中经常走弯路，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
3、合同形式不规范，在对外承包土地时，基本上都能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具体经济组织内部都很少签订书面合同，只是几个人用尺子一量，就算定下了。另外，土地管理部门很少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生纠纷时，双方难以说清。
4、根据法律规定对外承包土地等重要事项需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即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开决定，但实际上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很难召开，更不要说民主议定重要事项了。因此许多土地承包没有经过此程序，有的甚至只是几个主要的村干部决定后，就对外承包。
5、村委的换届选举引起承包合同纠纷普遍存在。现在农村选举制度在实行中不完善、不健全，竞争中混杂着家族势力等非正常因素。新一届村委上台后，或因承包方是竞选对手的人而进行打击报复，或对前任村委工作不满意，于是找种种理由，随意解除合同或干脆不经协商另行发包给他人，造成纠纷。
6、村组干部素质差，工作能力有限。在因人口变动需进行土地调调整时，不能正确理解政策规定，分地不均。并且，现行法律对村组干部制约过少。部分干部无所顾及，用手中的权力钳制农民，以此收受贿赂，索要钱财，或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给自己的亲友多分地、分好地。
7、歧视妇女，损害妇女的承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有些地方在承包过程中明显歧视妇女，剥夺出嫁、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妇女出嫁后发包方要求收回承包地，妇女离婚、丧偶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妇女离婚后，与原夫不在同一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容易受到侵害。
三、对策及建议
1、建议司法机关和各级行政部门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的具体实施意见、细则。以便为人民法院及时妥善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在立案中应注意把好立案关。我们认为，对于土地纠纷案件，法院只能受理侵权纠纷，对于要求村民待遇的诉讼和要求调整土地的诉讼应慎重对待，我们认为该类纠纷不属法院主管的事项。村委委员会和村委小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它代表村委管理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调整土地或要求分配土地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法院不应当也没有权力去处理该类事项。目前，并不是所有矛盾纠纷法院均能行使审判权予以调整。
3、合理运用情事变更原则，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成本回收期限较长，一般合同的期限都比较长，其间土地升值物价上涨等因素都可能出现，审理中应注意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运用情事变更原则。
4、农村土地纠纷，仍应当发挥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乡、镇政府要加强对村基层干部行为的监督，对其不经民主议定程序的行为及时介入，给予纠正。
5、加大对村组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其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强化其法制意识，履约意识，减少纠纷的发生。各级政府要定期对村组干部进行培训，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授课。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对工作能力低下，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要坚决撤换。
6、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妇女的保护，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彻底消除人们思想中，那种“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陈旧思想。
7、充分发挥法官的“释明权”，在诉讼中由于农民法律、文化素质较低，理解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就相关法律的理解、可能出现的诉讼后果等对当事人予以详细的说明。
案件调查报告 15
今年8月，市委预防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采取以市院预防处为主体，统筹各发案县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联动，针对发生在我市农机购置领域的26件32人职务犯罪案件立项开展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调查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xx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数千万元增加至数百亿元。然而，随着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深入实施，资金规模日益扩大，骗取、侵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频发高发的严峻态势。不仅破坏了我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案件特点及作案手段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级农机管理中心在内共11个管理单位。
（一）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
1、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在昭通市及所辖1区10县中，1市、1区9县的农机部门存在套骗农机补贴、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等情形。在全市11个农机站长（含乡镇农机站长）中，5个涉嫌贪污农机补贴、12个涉嫌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案件中，犯罪主体较为固定，即负责农机补贴的直接责任人，在所查处的26起案件中，涉及农机站站长17件，占65%。作案手段较为单一，19%是以虚报购机款的伎俩套取国家补贴。
2、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26件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600余万元，其中5万元至10万元的12件，10万元至50万元的4件，50万元至100万元的特大案件3件，100万元的特大案件4件。涉及金额最大的是镇雄县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涉嫌受贿案，其涉嫌收受贿赂高达200多万元，创下了涉农贪污贿赂案件金额历史之最。
3、“一把手”涉案突出。在查办的32人中，农机管理部门局长、副局长、站长、副站长、部门负责人有21人，占66%。其中，“一把手”单独作案的17人，占53%；“一把手”伙同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贪污受贿11人，占34%。
4、发案集中，发案范围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农户大量购机的短短两年多时间（20xx—20xx），农机购置补贴领域已成为贪污贿赂犯罪多发易发部位，全市10个县区及1个市级管理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除盐津县外，全市有10个农机管理部门发生案件，9个农机管理中心主任、4个副主任、1名市级管理科负责人及部分相关人员被立案查处。
5、窝案、串案比例高。所立案查办的26件农机管理系统案件中，90%以上系窝案、串案，呈现办一案挖一窝，查一个带一串的以点向面的辐射式传播。一人向同一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人行贿，一人向多个县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个人行贿，官商共同贪污、官员之间勾结共同贪污和受贿现象普遍。在被调查的18名农机经销商中，绝大多数曾向2名农机系统工作人员行贿。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
1、按一定比例给予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好处费”。调查发现，自20xx年昭通市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以来，农民主要采购的是微耕机。从所办理的26件案件来看，微耕机经销商、代理商直接按照每销售一台微耕机给予农机部门国家工作人员300元、400元不等的回扣。如经销商曹某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向镇雄县农民销售微耕机4000多台，曹某就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给予农业局长、副局长、农机站长、副站长“好处费”165万元，曹某还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单独给予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好处费”156万元。
2、虚构农民购机花名册骗取各级所给的购机补贴。因农机机号均是唯一的，因此农机部门通过与经销商串通勾结，弄虚作假，申报补贴，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和县级农机补贴资金。
一是由经销商提供虚假的农机机号、虚开发票，农机站人员伪造农民购机资料，农机站工作人员将虚假销售上报省农业厅、财政厅复核后，农机经销商套取国家补贴和县级补贴后，又将“协议”好的数额分给农机部门工作人员。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伙同副站长谭某、农业局长王某、副局长庄某共同贪污国家补贴案，就采用这一方式。
二是农机部门工作人员找到农机代理商，虚填农民购机花名册，按县级购机补贴标准套取县级购机补贴。如巧家县农机站长孙某要求农机代理商提供虚假的农民购机260台的花名册，并由代理商联系农机业务量多的经销商，由县农业局补贴每台500元转帐13万元到昆明经销商帐户上，再由经销商将套取的县补资金转帐到代理商个人的帐户上，由代理商提取现金交给农机站长孙某后二人平分所套取的县级补贴13万元。
3、借农机推广和技术培训之机肆意收受贿赂。区县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及技术的集成推广和运用，负责农机购置财政补贴的审批办理等。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借推广新型农机具、培训农机手之际，帮助经销商宣传、推销农机设备，并按销售额提取“推广费”。如昭阳区农机站长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为农机销售商推销微耕机、拖拉机等农机，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共收受多家农机经销商贿赂14万余元。
（三）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原因
主观方面表现为：
1、法制意识淡薄。从涉案的10多名农机系统管理层人员的情况调查发现，大多数在农机管理的能力方面表现较强，对自己职能职责认识得清、能兢兢业业工作，还积极参与许多政府中心工作，却忽视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纪律、法律的学习，认为商业贿赂是普遍现象，办事找关系送钱送物大家都是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是傻子。因而，导致法律意识薄弱，单薄的`思想防线在各种利诱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2、受金钱至上腐朽思想侵蚀，廉政防线不攻自破。纵观农机系统的管理人员，无论是站长或是副站长，乃至局机关领导，都是生活富足，家有房产，收入不菲，但在社会的一些不良环境影响下，一些干部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在糖衣炮弹的一次次轰炸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蚀和腐朽了自己的思想，进而一步步向罪恶深渊迈进，一发不可收拾。
3、不良嗜好迫其铤而走险。有一位嫌疑人曾经这样说道：“全市农机站长有许多是我的同学，我十分了解，以前大家太朴实了，都是因为玩麻将手中宽裕点才都出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和放纵下，农机部门一些人的不良嗜好渐渐突显，以致将黑手伸向惠民资金，贪污受贿，大肆侵吞套取国家农机补偿款。曾有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贪污受贿的资金去向难以启齿，没有存款、没有用在家庭、没有用在子女就学。在办案人员的法律攻势、政策攻心下，答曰：都整去打麻将了。他们“血战”了人生，输光了前程，击溃了亲情。
4、攀比心理作祟，补偿欲望强烈。从个人因素来看，基层农机管理工作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常常与机具和农民打交道，工作非常辛苦，且单一枯燥，而现行体制下，农机管理人员的收入往往与其工作强度有一定的差距，与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相比，容易发生个人心理上的变化，特别是容易产生居功补偿心理而诱发职务犯罪。曾有一名主任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这样说到：“费了这么大的力从上面争取资金补贴农户，眼看用不完又要被财政收回去，太可惜了，不如把它套出来用掉”。
客观方面则表现为：
1、价格虚高，丰厚的利润空间导致贿赂案件多发易发。通过办案，我们发现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农机具的市场销售价往往要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采购的机具价低得多，而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机具时常伴有拼装、组装成份，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低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导致商家有丰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出手大方的行贿现象。如镇雄县销售机具的一经销商，拿出的行贿资金就高达4、5百万元。
2、监督缺失，给贪污贿赂犯罪孕育了温床。一是缺乏有效的上级监督。按照农机补贴办理和审批的程序设置，农民办理农机补贴手续全部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且省级部门安排的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都直接安排到县一级农机部门。市级农机管理部门虽然对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批准的农机有审核权，但局限于书面这审核，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农机部门既具体负责办理和审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又掌握着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结算大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财政部门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监管也仅局限于书面审查，公示制度在实际中也得不到有效落实，对农机部门的外部监督明显缺失。
3、领导不带头廉洁自律，上行下效。无论是贪污还是受贿方面的窝案，都存在站长或副站长起了贪心，一个人又不敢独吞，或是一个人无法运作，或是为寻求庇护，而向上级领导汇报，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制止下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共同利益的趋动下，默许或签字认可，从而产生了犯罪，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的手下，形成窝案。
4、不切实际的量化任务，给职务案件易发多发埋下伏笔。一些地方政府或是农业系统不充分调查掌握我市农机购置、农机推广的基本数量和要求，而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数量，造成具体负责或经办购机补贴工作人员有利可图、有空可钻，导致虚报套取资金，诱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通过对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环节、作案手段、案件特点及致罪原因的分析，结合调查发现的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为切实服务“三农”工作，有效遏制农机（具）购置领域职务犯罪，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重要的惠农政策，惠及的对象是农民，而办案中发现广大农民朋友对补贴数额和补贴项目并不了解，对农机管理部门工作流程和服务职能也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明显不够。因此应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进一步促进局务、乡务、站务公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广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补贴范围、对象、原则及操作程序、补贴目录、资金补贴标准，确保农机补贴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和群众的知情权。
（二）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强化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
全市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和具体承担农机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中层以上干部的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上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职业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针对部门领导和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定期组织法律法规学习、党风廉政教育、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通过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引导每一个农机管理工作人员算好“五笔帐”，即组织培养帐、亲情悲欢帐、个人成毁帐、家庭安全帐，经济得失帐；自觉做到“四个珍惜”，即珍惜组织培养、珍惜工作岗位、珍惜个人名节、珍惜幸福家庭，抵得住诱惑，始终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同时，要十分注意发现和宣传在各自岗位上拒礼拒贿、廉洁自律的典型，弘扬正气。
（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督机制
1、明确和强化农机主管部门“监管主体”的职能定位，而不宜作为农机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合同主体，确保从合同签订到付款、交货的全过程，农机管理部门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干扰双方交易行为，有效降低行政干预。
2、增强服务职能，减少中间环节，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试行农机目录经销商经营为主经营向市场经营调节为主转变，推行凡是目录内的农机具，不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只要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农机具，由农民自主议价购买，逐步实现产品的流转从经销商→农机局→农户的间接渠道，转变为经销商→农户的直接渠道，促使企业与农户之间达成公平交易、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
3、借鉴涉农补助“一折通”方式，推行购机农户在农机管理部门实名备案及存折发放前在购机农户所在乡（镇）村公示制度，确保“补贴”直接兑现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受益。
4、搭建阳光交易平台，严格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全过程。优化、设立农机交易场所，为农机经销商提供摊位和展销场地，农机经销商负责组织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销售；同时，建设完善信息发布、交易管理、售后服务、技能指导及投诉备案功能齐备的专网平台，适时监控农机补贴申请、协议上报、审核、供货审批、补贴资金结算等环节，做到程序严密、运行透明。
5、注重发挥政府监督、部门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改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甚至监督缺位的局面。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力度，有效整合政府、财政、审计、专门机关等相关部门监督职能，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对农机补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充分发挥部门纪检人员的监督、检查作用，对各县区农业局分管副局长、购机办主任、县乡农机站长在工作流程、执行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廉政风险防控，把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廉洁自律，贯穿于农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6、严格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廉政准入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与检察机关共同形成严惩行贿犯罪工作合力，不使任何一名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市有遂行“潜规则”的市场空间，以达到彻底净化市场空气，保护干部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 16
一、调查经过及证据：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超市对—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邮寄送达了—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xx年xx月xx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
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二、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份；
1、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份；
3、—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一年—月—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一、证据二、证据50010五），共销售到我市件，每件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
当事人在一年—月—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
案件调查报告 17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分化,人们的婚恋观变得复杂多元,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据民政部门相关数据,中国离婚率连续12年攀升,离婚率增幅首次超过了结婚率增幅。离婚案件的高发,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通过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对该院辖区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离婚案件共500件进行调研，基数较大，力求本次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一、天心区人民法院离婚案件基本情况及特点1受理案件数量
本院受理离婚案件数量每年递增，且增幅较大。20xx年受理离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2、原告年龄分布
离婚案件当事人平均年龄逐年降低，婚龄逐年缩短。根据调研数据，离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岁至45岁之间，占比56%。30岁以下和45岁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对均衡，均为22%。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相对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结婚未满一年的占15%；结婚1至3年的占12%；结婚3至5年的占31%；结婚5至10年的占33%；结婚10至20年的占7%；结婚20年以上的占2%。
3、诉讼主体
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为39.4：60.6，女性起诉人数超过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为80后的离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岁以上的年龄层，男性起诉的比重反弹，为14.6%，接近女性起诉的两倍。
4、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比较集中，多为性格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导致长期两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抚养教育观念不统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应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赌博、吸毒、醉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导致影响夫妻感情及家庭关系的有7件，因闪婚而导致双方沟通了解不够的22件，因家庭琐事争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无收入来源、经济压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有8件，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经成为原告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中“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导致在没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条件下，性格不合成为主张感情确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词义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盖其他法定离婚理由的包容性，这导致对性格不和的判断、衡量缺乏相应的标准，进而造成了司法认定之难。
5、一审结案方式
一审结案方式主要为判决、调解和撤诉，具体情况为：法院调解离婚106件、调解和好47件、撤诉123件、判决不准予离婚142件、判决离婚79件、驳回起诉3件。
4、适用程序
离婚案件中大量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占比57.3%。一些离婚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尤其是婚姻关系维系时间较短、没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便利当事人诉讼，早日解决婚姻问题，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但是，对于离婚案件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单纯地为了早日结案而适用简易程序。特别是，目前离婚案件呈复杂化的趋势发展，牵涉到财产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赌博、吸毒等离婚理由的认定等，如果草率地适用简易程序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争议焦点的辨析。因此，在审理离婚案件中，要科学合理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适用程序。
二、离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发展态势
1、婚恋观日趋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趋小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增强，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为当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给自己更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时下青年男女择偶的首选。特别是，女性职业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和自由，改变了以往依靠婚姻维持生活的心理，摆脱了婚姻对人身依附性。同时，在当时下的现代文明时代，社会认识、人们思想观念迅速转变，离婚不再遭到社会较低的社会评价，离婚不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会开放，人们享有婚姻自主权，“婚前性行为”、“试婚”、“好聚好散”等现象也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越来越开放的婚姻观也改变了传统婚姻模式，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流行，个体性被放大，婚姻对夫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当事人对婚姻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小。当婚姻关系不能满足自我的需求时，离婚便成为一种解脱的选择。
2、法制意识加强，离婚手续简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推进，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和维护权益。作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之一的家庭关系自然也受此影响，当遇到家庭问题和矛盾时，法律手段往往被运用。但是，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由于婚姻案件的门槛低、诉讼费用低、起诉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没有穷尽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会造成部分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后，简化了离婚登记手续，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的私生活，消除了当事人的诸多顾忌。
3、沟通不足，性格不合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近年来，闪婚的现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没有长期的有效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情况下就轻率结婚，到婚后才发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一致，导致摩擦不断、争吵不休，进而造成闪离的现象频发。此外，因工作、学习、感情等主客观原因导致长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减少和感情的疏远，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以及外在社会监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对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对感情基础本来就薄弱的夫妻而言，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阂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婚姻的破裂。
3、工作生活压力大，导致婚姻危机四伏
随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发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讯等工具的出现，使得家庭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大大增大，新鲜事物层出不断，打破了原有的观念和旧的道德规范，同时由于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以期寻求刺激来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的人不在少数，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响，痴迷于不法“娱乐”场所、陷入或“网恋”中，其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无法抵御物欲的侵蚀，婚姻观念的转变给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便产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导致婚变。
三、妥善审理离婚案件的意见
婚姻关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关系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处在人格和性格培养期的子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因此，法院应该从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审慎处理离婚案件，切实维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同时，妇女作为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在审判中应根据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予以相应的照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1、重视调解职能，慎重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在推崇“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当今社会，调解是一种有效且能兼顾双方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同时，调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更应当认真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庭前组织调解、庭中着力调解、庭后不放弃调解，努力穷尽各种调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双方的教育疏导工作，不宜过快判决不准予离婚或未经有效调解既迳行判离。对尚有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婚姻，要尽量调解和好，避免因为诉讼的激烈对抗而加深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对于难以达成调节的，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尺度，若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不得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对于离婚率较高的人群，有些当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数是因误解、一时错误、沟通不足而使对方产生离婚情绪，法官应多加强“背靠背、面对面”的工作，促进家庭矛盾的'解决。而对于感情基础差，婚后又长期分居的群体，大多是因为时间短，接触少而产生的离婚思想。对于此类问题案件，应当加强对离婚当事人的诉讼引导，避免因冲动而加剧感情不合。对于非因感情确已破裂，维系夫妻感情对双方当事人和小孩确实都没有意义的案件外，其他离婚案件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说服，化解家庭矛盾，给予当事人“冷静期”，以促进家庭关系的修复和改善。对于感情确已破裂，已无和好希望与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应及时公正处理，使双方好聚好散。
2、对妇女适度倾斜照顾
妇女在社会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也相对较重，在合法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女方，体现了司法的关怀。法律并不是冰冷无情的评判工具，而是追求实质公平公正的保护机制，具有司法正义的精神内核。离婚时在财产处理上，原则上均等分割，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大部分妇女的经济条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妇女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隐形贡献，适度照顾妇女的利益，按照优先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给予妇女适当补偿，保证妇女不因经济问题而影响其正常行使离婚权利，避免妇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绝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加强对离异家庭子女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子女随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长，还要做好父母双方的法制教育，非抚养方及时支付抚养费，抚养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视权，使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双方的温情，双方相互监督，减少对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议可以与离异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建立联系卡，实时回访沟通，了解子女生活学习情况，及时制止对子女利益损害情况发生，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护离异家庭子女，防止其成为问题少年。
4、加强对婚姻无过错方权益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的规定：“在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方配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将此规定作为对有过错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及婚姻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的依据以决定赔偿的数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该损害赔偿限制于金钱上的赔偿，对于过错方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略带隔靴挠痒之尴尬。因此，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予以惩罚，才会让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为前悬崖勒马，让未犯者对婚外不忠行为敬而远之。同时，无过错方在举证证明上往往存在举证难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过错方的过错行为之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错行为的取证权限适当放大，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案件调查报告 18
调查报告的标题
调查报告标题的格式一般为“关于（被调查人职务）xxx（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报告”。
其中：
“被调查人职务”部分，可只写被调查人担任的主要职务，如已退休或在调查期间已被免职的，可写明其原任主要职务；另根据实际情况，此部分也可不写。
“（严重）违纪（违法）”部分，单纯违犯党纪的案件，可表述为“违纪”；既违犯党纪又违反政纪，或单纯违反政纪的案件，可表述为“违纪违法”；拟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且涉嫌犯罪需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可表述为“严重违纪违法”。
调查报告的内容
调查报告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
立案依据及调查工作的简要情况。调查报告首先要反映清楚案件来源及立案依据，即根据什么人或什么单位的举报、移送（如中央巡视组移送）等途径掌握和发现的涉嫌违纪问题，按照哪一级组织决定或哪几位领导批示，何时初步核实，何时立案审查，何时采取“两规”措施，以及调查工作的大体经过。其次要写清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主要根据组织人事部门提供的被调查人的最新干部任免审批表起草，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职务、工作单位以及以前犯过什么错误，受过何种处分，是否当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或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或地方各级纪委委员，是否当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其中被依法终止人大代表资格或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的也应写明。
1、调查核实的问题和主要案情。
这是反映调查成果的关键部分，是调查报告的中心。要根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要求，全面、具体、详细地反映案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因果联系以及被调查人的违纪责任，并突出主要违纪事实和违纪事实的主要情节。要围绕违纪构成要件展开叙述，写明被调查人违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是否有从轻、从重、减轻、加重处分的情节等，有些案件还要写明违纪的背景情况。
针对不同案件类型，要采取不同的叙述方法。对于一人一错、多人一错和一人多错的案件，可按照被调查人违纪的先后顺序来叙述。对于多人一错的案件，还要按照责任的轻重，把每一个责任人在违纪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叙述清楚。对于一人多错且违纪性质不同的案件，可按照被调查人行为性质的轻重程度来叙述，先写重错，后写轻错。对违纪问题的.性质，应作出准确概括，提出定性结论，若有的案件性质一时难以认定或难以概括表述，则采取写实办法，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具体叙述中，可将违纪问题分类后列小标题，将违纪事实与该事实的定性意见合为一部分，一事一议一定；对同一性质的违纪问题，应按时间顺序叙述。对多人多错的案件，可针对被调查人在违纪过程中的地位、行为、情节、所负责任等情况，将共同违纪的主要事实叙述清楚，其中注意分清各自责任；对被调查人除参与共同违纪外，还单独实施其他违纪行为的，可在叙述其参与共同违纪事实后，再写单独违纪事实。
此外，对上级要结果的案件，无论查实或查否，都要对涉及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对查实、查否和查清后构不成违纪的问题，要分别写明。
2、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线索。
应逐项列出涉嫌违纪问题清单，写明线索基本情况、是否查证、证据状况等。如线索较多、情况复杂，也可形成单行报告，作为调查报告附件。
3、涉案款物情况。
应写明暂予扣留、封存、提请保全、先行登记保存的全部涉案款物数量、价值、保管等情况。如与司法机关协同办案的，可一并写明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本案有关的涉案款物数量、价值等情况。
4、被调查人对错误的态度。
要写明被调查人的一贯表现和认错态度。被调查人的态度，是指其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看法及采取的行动，是执纪中需慎重考虑的重要量纪情节。被调查人有直接或指使他人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及上述人员的家属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威胁、围攻、殴打以及其他形式打击报复；直接或指使他人出伪证、不出证，隐匿、篡改、销毁证据，或嫁祸于人；利用职权或工作之便，采取欺骗、威胁、贿赂等手段阻止知情人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或唆使知情人变证；直接或指使他人与同案人或知情人串通情况，订立攻守同盟，对抗检查或进行反调查等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应重点写明。
5、处理建议。
要依据违纪的事实、性质和有关人员责任、态度，对照党纪条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提出恰当、明确、具体的处理意见，并写出相应的根据。主要包括：
（1）党纪处分意见，应写明处分种类。如被调查人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公务员，本应给予、但未建议给予其撤职处分的，应一并写明受处分后拟安排担任的非领导职务层次（退休待遇）。
（2）其他处理意见，如需追究被调查人刑事责任或其他纪律责任以及需提出行政处罚建议的，需依法终止被调查人人大代表资格或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的，应一并写明。
（3）涉案款物处理意见，应详细写明建议对涉案款物作出收缴、责令退赔或发还等处理的意见。
另外，如系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案件，可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起草调查报告，主要包括：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3）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4）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5）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调查报告的署名
调查报告须由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名。但有的案件调查组人员较多，又下设综合组、谈话组和若干外查组等，相互之间分工明确，某一外查组客观上可能并不掌握其他外查组负责调查的违纪问题相关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全体成员参与讨论调查报告既不可行、又没有必要，故一般可由调查组组长召集各组组长集体讨论，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考虑到谈话组同志直接向被调查人谈话调查，掌握情况较为全面，有条件的，可让谈话组其他同志一并参与讨论。
需指出的是，有的案件比较复杂，调查组在讨论案件性质、有关人员的责任及处理建议时，可能会意见不一。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组内部应再进行深入讨论，使大家的意见尽量统一。如经过反复讨论仍有较大分歧，按调查组组长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而鉴于调查组成员都直接参与了案件调查工作，对案情较了解，其不同意见对案件审理部门和纪检机关领导同志在审理或处理案件时有一定参考价值，故应当在报告中对不同意见作适当反映，或另写出专门材料反映。
需要注意的问题
准确把握调查报告定位。调查报告拟认定的违纪事实，不得超出与被调查人见面的违纪事实材料内容。调查报告是一种只限于纪检机关内部运转的审查办案文书，只代表调查组及承办案件的案件检查部门意见，不代表所在纪检机关意见，不宜直接向纪检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或部门发送，也不宜作为会议材料提供给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以免误导集体决策。案件审理部门提请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的案件审理报告，如不同意调查报告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并经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同意的，原案件调查报告归档备查，不再修改。
及时做好情况通报工作。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对被调查人的违纪事实、历史情况及现实表现，往往有比较清楚和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调查组可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向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并征求意见。实践中，一般是由调查组口头向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情况，且不得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根据通报内容，组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被调查人的党纪处分，不得要求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书面向调查组所在纪检机关报告其处理意见和建议。
高度重视实名举报反馈。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署真实姓名的检举人，调查结束后，调查组应向其口头通报所检举问题的调查结果并征求意见。对案情需保密的，应要求检举人不得泄密或扩散。根据工作需要，也可在案件审理部门经审理并提请本级纪委常委会审议后，再适时反馈举报人。
此外，对被调查人同时违反党纪政纪的，调查组只需起草一个案件调查报告，需给予被调查人、党纪、政纪双重处分的，应分别写明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具体意见及法律法规、党纪条规依据。需注明密级的案件调查报告，应在首页的左上角标注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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