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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从虚拟公司到创业公司的工商管理实践课程建设思路论文
一、国外的研究
社会科学中与“网络”相关的研究及其诸多概念皆肇始于美欧等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同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学术概念陆续传入我国，并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国外关于“网络”的学术概念有多个，涉及数个学科。介绍到我国后，由于翻译的原因及我国学者的修正与创造，相关的概念更趋繁杂。要厘清这些相近的学术概念需首先从国外的理论渊源谈起。国外的研究中，使用频率较多的词汇如social network(社会网络)、policynetwork(政策网络)、network governance(通常翻译为“网络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通常翻译为“网络化治理”)、managing network(网络管理)等等①。国外学者同样受困于学术概念的混淆，也试图做过区分，如贝利对三种主流的网络做过比较，分别是社会学领域的social network(社会网络)、政治学领域的policy network(政策网络)和公共管理领域的network governance(通常翻译为网络治理)，并区分了三种网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差异克林对治理网络进行区分时列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分别是来自政治科学的policy network(政策网络)、组织科学的服务供给和执行(该传统与前述的governing by network近似)以及网络管理(managing network)。其中的政策网络起源于多元主义，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网络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服务供给和执行起源于组织间理论，主要研究服务供给的网络形态、网络如何管理和协调以及网络运行机制等;管理网络起源于政府间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构建和管理网络、如何整合网络内的价值观以及如何通过网络改善政策等。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区分都是学者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内对相关的概念做的有限区分，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所涵盖的范围并不足够大，二是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并没有交待清楚。通过更进一步的文献梳理并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国外对“网络”的相关研究大致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演进。
(一)Policy Network(政策网络)路径政策网络研究开始并发展于西方的美、英、德、荷等国，一般认为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的“次级政府”、“次系统”等理论是政策网络的思想源头。其后，美国学术界又发展出更具知名度的“铁三角”理论。70年代后，学者赫克罗和威尔柴达夫斯基开始使用“政策社区”的概念，之后赫克罗又提出了“议题网络”的概念。
“铁三角”和“议题网络”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前者高度集中且排外，后者高度扩散并开放。美国学者为政策网络研究做了早期铺垫。英国学者在80年代以后开始关注政策活动中的政府间关系，并正式使用“政策网络”这一术语。英国学者对政策网络做了初步界定，认为政策网络是“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罗茨、马什等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政策网络的内部结构并构建了分类模型，罗茨也因此被奉为第一代政策网络研究的集大成者。进入90年代，政策网络的研究热潮遍布欧洲，与此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旨趣也出现分化。一是以英国学者为主，他们延续了此前的传统，继续关注政策网络内不同集团间的资源交换和利益调和，学者波泽尔将这一研究传统称为“利益调和学派”。该学派在90年代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政策网络分类方面，如范瓦登提出得的七维度分类模型，乔丹与舒伯特提出三维度分类模型，罗茨也对之前的分类模型做了重大修正，等等。二是以德国、荷兰等国的学者为主，他们将政策网络视作一种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新的治理模式，是回应国家去中心化、利益高度多元化的当代社会而出现的治理模式，可成为国家与市场的替代。这些学者的研究又被称为“治理学派”。90年代以后，政策网络的研究重心转向治理取向，直至今天仍可见比较明显的“治理”传承。学者达森将政策网络的研究历史划分为三代。
(二)Governing by Network研究路径
社会科学领域的“网络”是指连接一组行动者或事件的体系，由结点、洞眼和环路构成。网络一般与社会学及人类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网络社会”以及基于拓扑学的“复杂网络”等学术概念有关。早在19世纪初期，法国、德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便使用网络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英国人类学家布朗最早将社会网络概括为规范的学术概念;Banns基于该概念对挪威的一个渔村进行了实证研究。此后社会网络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心理学家米尔格兰姆通过实验提出了著名的“六度分割现象”，可视为是社会网络理论的具体应用，后来该现象被反复验证并被提炼为“小世界理论”，计算机科学教授克莱因伯格还对该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构建了数学模型。巴恩斯对社会网络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分类，最终社会网络发展为分析性的理论。网络社会最早出现在美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书中对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进行了描述，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兴起，现代社会的结构已出现颠覆性的改变，国家之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整个世界正变成单一的体系，曼纽尔将其概念化为“网络社会”。一般认为上述社会网络与网络社会等概念和理论是网络研究的开始。网络与治理结合最早出现在工商管理领域，20世纪90年代，萨克瑟尼安、科里亚等学者开始对公司网络治理进行研究，提出公司网络治理是介于科层式治理和市场式治理中间的治理形式，并对企业网络的概念进行了描述，认为企业网络由一群企业依靠或显现或隐含的协议连接在一起，是企业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琼斯将复杂网络的概念引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提出网络治理的理论模型。在公共管理领域较早对网络治理进行完整论述的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对网络治理赋予了新的内涵，认为其是一种公私部门合作，多主体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形式。如今国内公共管理领域所探讨的网络治理(或网络化治理)概念便主要来源于此。
二、国内使用的主要概念及相关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网络相关的一些概念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很快便在各自的领域生根发芽。到如今20余年的时间，中国学者使用过的相关术语和概念也有十几个，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五个：社会网络、政策网络、政策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这五个概念主要出现在三个学科：社会学、工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政治学中也有出现，但由于与公共管理交叉性较强，不单独讨论)。五个概念有的是来自国外概念的直接翻译，有的则是我国学者的加工创造。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学科、研究领域以及学术传承的分野，出现了一词多译甚至多词一译的现象，导致概念使用比较混乱。为更好厘清这些概念，现对上述五个概念的来源、基本内涵、主要使用者以及相关的文献进行辨别和梳理。
(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翻译自西方的social network 一词，是一个社会学领域的概念。国内早在1990年便有相关的文献，是五个概念中最早被引入的。尽管如此，国内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热潮出现在2007年以后，而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武汉理工大学的彭华涛、上海大学的张文宏等。其中彭华涛主要关注的是创业企业的社会网络问题，而张文宏则重点研究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其他概念的思想源头，但与其他概念较少有交叉，而且学科属性比较清晰，因此也不易混淆。
(二)政策网络与政策网络治理
“政策网络”来自于西方的policy network 一词，国内从事政策网络研究的多是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公共政策研究方向的学者。我国政策网络研究开展相对较晚，直到2004年才有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论及，之后很快吸引了一批学者的注意。如今，政策网络已成为我国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公开发表的文献有300多篇，并有专著出版。简要梳理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梳理与评价，粗略估算六成以上的研究属于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胡伟、蒋硕亮、朱亚鹏、石凯、李玫等，其中以李玫的整理最为周详;二是使用国外理论解释我国的某一政策现象，或更进一步基于我国的政策案例对政策网络运行的某项机理进行分析。解释性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对政策制定过程及结果的解释和对政策执行过程及结果的解释。前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朱春奎对怒江水电开发的决策过程中呈现出的政策网络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进一步对网络结构和政策结果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朱亚鹏以政策网络为分析工具解释了我国房地产政策的产生过程。后者如丁煌、杨代福基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案例研究了政策网络式的执行过程及结果刘海燕则以我国控烟政策为例探讨政策网络与政策产出的相关性。其余在环境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领域的政策制定或执行都有所涉及。
上述学者多是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方向，另有一部分关注治理问题的学者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西方政策网络理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国内一些研究政府治理的学者沿袭着“治理学派”的思路对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并且创造一个颇具中国化的概念：政策网络治理。将政策网络作为“治理工具”进行观察的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治理学派的观点进行介绍、概括和提炼，如孙柏瑛、李卓青便较早对治理学派的主要观点做过系统介绍，并称其为“政策网络治理”，他们也是国内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李卓青更进一步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四个方面对政策网络治理的构成要素做了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有效治理的策略。田华文在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提炼的基础上构建了政策网络治理的动态分析框架，该框架以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规则四个分析维度为基础，包括网络识别、网络管理和网络检查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中的一些特定问题做过零星研究，如信任、协商、学习等，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学广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分析工具，从行动者构成和资源流动两个主要维度抽取广州海珠区万亩果园空间治理中的政策网络，并对网络随时间的变化做了分析。区域治理和社区治理是关注较多的两个领域，前者如毕丽华、李灿林分析了区域政府间合作问题后者如郸啸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基础概括了研究社区治理的新框架。其余教育、房地产、公共福利输送等领域政策网络治理的研究者们都有所涉足。
总体上国内学术界对政策网络治理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学术概念，但基本内涵一致，即通过网络内的协商和互动，形成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最终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
三、结论与讨论
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网络”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policy network 路径，二是governing by network路径。前者发端于美国，发展于欧洲，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分化，出现了“利益调和学派”和“治理学派”两大研究方向;后者兴起于美国，工商管理领域较早开始研究，后被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所仿效。国内关于网络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近10年左右进入研究的高峰，目前研究“网络”的学者有社会学、政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在概念的使用上学者们往往会有个性化的偏好，再加上学术传承的影响及翻译的偏差，国内学界关于网络的概念至少有十几个，且大部分学者对这些相近似的概念并没有加以区分，造成概念使用的混乱。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五个概念是社会网络、政策网络、政策网络治理、网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可从其来源、学科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以及国内代表性的学者等一一进行辨别。
除上述五个概念外，与之相近且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术语还有治理网络、网络管理、网络状公共治理等。治理网络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涵盖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所有网络形态，如政策网络、网络(化)治理、网络管理等;网络管理由荷兰学者提出，国内外的研究者通常将其纳入到政策网络当中作为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见前文);网络状公共治理是我国学者朱德米在较早期(2004)介绍网络(化)治理理论(governing by net?work)时使用的术语，对该理论在我国的推广和研究起到了铺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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